“魏晋风度”是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的特定产物，这是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我国历史上，魏晋风度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表现，一种具有标志性的时代精神。
魏晋风度自曹魏末年产生，一直延续到晋朝。
“魏晋风度”实际上是对魏晋时期名士生活体现的一种高度概括，本文在此基础上，就“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展开论述。
一：魏晋风度的概述
魏晋风度主要指魏晋时期的名士们所具有的清俊通脱、率真任诞的行为风格。
在魏晋时期，名士们普通崇尚的生活方式就是纵情山水、服药饮酒。
由于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年代，社会环境复杂，新兴门阀士大夫阶层有着极其险恶的社会生存环境。
与此同时，其人格行为思想等又非常的不拘礼节、不滞于物、风流潇洒自信，士人们 颇喜雅集，大多数独立特行。
其中的代表人物为“竹林七贤”，他们在生活上丝毫不拘礼节，经常积聚于竹林中喝酒纵歌，洒脱倜傥，清静无为。
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在后来受到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二：魏晋风度的解读
魏晋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中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佛教的深入、南北民族的广泛融合、社会的动荡变革等。
让这个时期的文化、军事、经济和政治等意识领域表现出和历史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风貌。
在动荡的魏晋王朝，魏晋名士由于对人生境遇的恐惧，他们无论是纵情山水求得精神上的暂时麻痹和解放，还是顺应当时政治环境让生命得以委曲求全。
他们的情感实际上处在惶恐不安和极度的焦灼之中。
虽然从外表上看，这些魏晋名士表现出一种淡泊宁静、潇洒奔放、和轻视世俗的神态。
但他们内心对眼前的现实以及自己的人生有着强烈的执着，甚至感觉到非常的无助和矛盾。
对于魏晋风度的解读，历朝历代都有文人名士对其进行研究，人们的观点各有不同。
比如，冯友兰认为魏晋风度是一种人格美的表现，鲁迅认为这是一种时代精神和文人心态。
而马良怀则认为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士大夫在权威思想重建与崩溃过程中精神上的困惑与迷惘的外在表现。
三：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的精神所在和时代特征就是遵乎达生、轻蔑名利，魏晋风度的具体体现为风流气度和萧散怀抱。
这两者的有效结合，形成一个具有完整性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不仅在当时的魏晋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士文化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在于它将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充分反映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晋主流文化发展趋势。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时代，社会环境险恶，政治斗争惨烈，这些让魏晋名士感到战战兢兢，时时刻刻如履薄冰。
这样的背景下，名士面对生死选择经常有忧生之嗟。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魏晋名士之间惺惺相惜，无论是在人生态度还是处事方式上面，都表现出非常强烈的趋同性。
而且，魏晋名士的人格精神在这个时期也是前所未有的一致。
就像刘师培先生指出的一样：“西晋之士，非法其文， 唯法其行。用是清谈而外，别为放达”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魏晋时期主流文化的具体走向以及相应的发展趋势，均是因为这个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行为相同相似所造成的。
换言之，这些相同相似的思想决定了魏晋时期主流文化的方向和内容。从而让魏晋风度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因此成为时代的文化标志，被后人争相研究和传颂。
其次，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还在于它是以人的自觉为前提，对中国文人基本人格精神进行奠定。
中国传统文人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开始就踏上了寻找人生真谛之旅，这是一个漫长、痛苦、充满艰难的苦旅，但是文人们却乐此不疲。
虽然各家追寻的目标不尽相同，追寻的方式不尽相同，追寻的途径不尽相同，所取得的效果也是各不相同。
但是道家的“知其雄，守其雌”、“无为而无不为”以及返璞归真、顺应自然等人生 理念和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天下有道则仕，天下无道则隐”、“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等文化精神，终于在动荡的魏晋时期经过魏晋名 士共同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实践转化为具有时代意义和鲜明时代特征并且被后世文人所赞赏的魏晋风度，从而实现儒道互补精神的全面升华。
这是魏晋风度对于我国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是魏晋名士对于我国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魏晋以后，外界对魏晋名士以及魏晋风度的评价多是一些负面的评价。
在谈到魏晋玄学的时候，李泽厚曾经就指出，对于魏晋玄学而言，历史上的否定评价向来就占有绝对的优势。
究其根源，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人们认为玄学只能说而不能行，不涉世务，迂诞浮华，空谈误国。
第二，人们认为玄学丢弃了儒学，没有对儒学给予应有的尊重，是一种不尊礼法的学术。
对于魏晋名士以及魏晋风度的负面评价，其原因大抵上与魏晋玄学负面评价原因相似，不外乎就是魏晋名士服食求仙、纵酒任性、简傲放达、不尊礼度、谈玄清议，而这些又与所谓的国运兴衰、社会治乱联系在一起。
所以，魏晋之后外界对魏晋名士以及魏晋风度多是一些负面的评价。
范宁、桓温等人甚至将西晋灭亡的罪名扣到魏晋名士的身上，很显然，这是一种主观意识非常强的评判。
相对而言，《晋书》作者对于魏晋名士以及魏晋风度的评价要更加客观一些。
魏晋名士的部分文化行为，比如欣慕仙道、不务世事、空谈竟日、沉醉酒乡等，似乎都有一定的可指责之处。
但是，如果结合当时魏晋名士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魏晋名士的这些做法似乎又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当时，司马懿与曹操的政治手腕迫使士人在“崇尚虚浮，逃于得失之外以免害”与“以世事为心者，则毛举庶务以博忠贞干理之誉”之间做出选择。
正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以及惨烈形势，魏晋人士不得不选择前者。
对于朝廷政治，他们选择三缄其口，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与此同时，他们对生命和人生表现出怜爱之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疏狂不羁、服食、饮酒、清谈等事情都做出来了。
“同流合污而固不以为耻”为当时的时代特色。
鉴于此，对于魏晋名士以及魏晋风度，又为什么总是使用一些否定的、负面的评价。
作为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处事方式、人生态度， 魏晋风度实际上是指由此凝铸成的人格精神，这也是魏晋时代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有文化现象。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不在于卫道者对其的高调批评，也不在于后世文人对其模仿与鼓吹，而在于它为我国的传统文人提供了一种人格范式。
这种人格范式虽然不能有效为之但是却心向往之，也为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一个可以用来进行自我期许的精神家园。
正是因为如此，魏晋风度让后世的文人追慕不已，后世文人对魏晋名士的生活态度和作风也时各种神往。
魏晋以后，各个朝代都有对魏晋遗风进行追慕的文人名士。
在这些追慕的文人名士中，真正将魏晋风度作为一种人格范式来学习并且得到魏晋风度精髓者却寥寥无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名士有北宋的苏东坡和晋宋的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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