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补学派

　　张景岳(1563-1640年)，本名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明代杰出医学家，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实际的创始者。

　　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善用熟地黄，人称“张熟地”，“医术中杰士”、“仲景以后，千古一人”，著有《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含《新方八阵》)、《质疑录》等中医学经典著作，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有机会学习《内经》。

　　十三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张景岳闲余博览群书，思想多受其影响，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对医学领悟尤多。

　　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北京异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而亲老家贫终使景岳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潜心于医道，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奉为“(张)仲景、(李)东垣再生”。

　　五十七岁时，返回南方，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

　　崇祯十三年去世，终年七十八岁。

　　推崇丹溪之学

　　张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

　　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1486年-1558年)。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

　　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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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氏创立命门理论，阐发肾命水火的关系，并将其广泛应用于临证。如痰证、血证、咳嗽、吐血、喘证、喉咽痛、眼目病、齿病、口疮、耳病、消渴、中满、噎膈、泻痢、大便不通、小便不通与失禁等多种病证，不仅从其一般辨证规律进行施治，而且均注意到从肾命水火亏虚方面进行分析，广泛使用六味、八味诸方，为治疗以上疾病提供了有益经验。如其辨治血证，赵氏提出，血不仅有其本身为血的特点，而且属水，故而肾中真水干涸，则真火势必上炎，血亦随火而上腾;反之，若肾中真火衰竭，则真水反盛，血亦失所依附而上泛，这是血证产生的两种病机。因此，在治疗时，由于阳虚而动血上泛者，用桂、附加于八味丸之中，使肾中温暖，龙雷之火潜归于原宅，不用寒凉而火自降，不必止血而血亦自安。若因肾中水涸而火炎者，就可用六味丸以补水配火，不必去火，而血亦安。

　　其辨痰证

　　认为痰本非人身所固有，或是水泛为痰，或是火炼为痰。因此，辨痰证，当分辨有火无火，由于火衰不能制水，水不归原，泛溢为痰，痰如清水者，赵氏主张用八味丸以补命火，火壮水化则痰自消。由于阴虚火动，水液沸腾而动于肾，骤而成痰者，其痰重浊白沫，则应当选用六味丸以滋水配火，火静则痰自消。脾为生痰之源，赵氏治痰，虽亦接受用四君子汤或六君子汤之类补脾燥湿化痰之法，然更重视治肾命之本。其论喘证，一般认为属气有余之证，赵氏认为，当属火之有余，水之不足。因此治疗当用六味丸加麦门冬、五味子等，壮水之主，使水升火降，喘息自定。若有由于命门真元之火，不能归其下元，阴气在下，阳气浮越于上，亦可见呼吸气促，其证似喘非喘，外见四肢厥逆，面赤烦躁，脉象两寸浮大而散，两尺微而无力。治疗主张用八味丸等，以人参生脉散煎服送下。总之，对喘证属虚者，从肾命水火治疗，亦可见其重视肾命的观点。

　　对于郁证的治疗

　　认为“凡病之起，多由于郁。郁者，抑而不通之义。”赵氏所论郁证不仅包括各种杂证，还包括一切外感病。由于多因木郁导致诸郁，故可“以一法代五法”。其治木郁，使肝胆之气舒展，则诸郁自解。逍遥散是赵氏治疗木郁的主剂，并常结合左金丸和六味地黄丸同用。他认为，“世人因郁而致血病者多。凡郁皆肝病也，木中有火，郁甚则火不得舒，血不行藏而妄行”。这种失血，或因怒郁、忧郁，或因阴虚火旺之人外感风寒暑湿，皮毛闭塞，火不能泄，以致血随火而妄行，出现鼻衄、吐血等证。其辨证要点是：“凡系郁者，其脉必涩，其人必恶风恶寒……须视其面色必滞，必喜呕，或口苦，或口酸”。审有如是证，则当舒散其郁为主，即“木郁达之”、“火郁发之”之义。其方用逍遥散加丹皮、茱、连。血止后当用六味地黄丸滋阴善后，否则多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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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河间(刘完素)、丹溪(朱丹溪)之学广为传播之后，明代时医用药每多偏执于苦寒，常损伤脾胃，克伐真阳，又形成了新的寒凉时弊。鉴于此，以薛己为先导的一些医家在继承李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肾和命门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与辨证治疗，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临床特色的辨治虚损病证的系列方法，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在辨证论治方面，立足于先后天，或侧重脾胃，或侧重肾命，而善用甘温之味，后世称之为“温补学派”。

　　代表医家有薛己、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李中梓等。

　　肠胃消化机能减弱、食欲不振、性机能衰退、身体怕寒等等、衰弱性反应，为了改进这些临床上的反应，所以演变出桂附地黄丸、右归丸等方剂。方内喜用肉桂、附子、干姜、鹿茸等等温热性的药物，加入滋阴药中作治疗。

　　一方面可以抵消滋阴药的寒凉，和抑制人体生理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强病者的新陈代谢作用，对虚弱性的疾病治疗大大增加其治疗功效。为了将这种用药方式与滋阴派(以朱丹溪为代表的)的用药方式区隔，所以称之为“温补学派”。

　　其中最杰出的医学名家有薛立斋、赵献可、张景岳、李中梓等多位名家，

　　温补学派的发起人——薛己

　　薛己，字新甫，号立斋，明吴县人，生于公元1488年-1558年，自幼即承继祖传之医术，其父亦为名医。

　　薛己初为疡医(中医外科医师)，后却以内科驰名，正德年间选为御医，擢太医院判，嘉靖年间迁太医院使，由于在禁宫多年，得以阅览群书，网罗各家概要而精通各科医技，中年告归之后，即肆力于著作及删著名家著作，其治学的中心思想是以脾胃命门肾为主，为温补学派的发起人。

　　薛氏之学术思想：

　　薛氏之学术思想可以区分为两个系统

　　一个是继承李东垣补土学派的补土培元体系：

　　「盖脾胃为气血之本，阳气虚弱，弱而不能生阴血者，宜用六君子汤。 阳气虚寒而不能生阴血者，犹需用六君子汤加炮姜;若胃土燥热而不能生阴血者，则宜四物汤。 脾胃虚寒而不能生阴血者，当用八味丸。」(薛注明医杂着 医论按)

　　又根据东垣饮食自伤，医复妄下，清气下陷，浊气不降，随之而生也。就是由于胃脘之阳不能升举，陷入中焦之故，应当用补中益气升其清阳，使其浊气得降而不治自安。 这种脾胃升降失常的观念，薛立斋把它应用到饱食致血崩的血症中治疗，认为这种症候亦往往是因为伤了脾气，下陷于肾与相火相合温热下迫所引致，治疗就当用甘温之剂，调理脾气使气血归经而自止，而反对乱用凉血止血之药物。

　　恐损伤胃气而血失所摄，则欲止血崩就很困难了，这种调理脾胃止血的思想，在薛注的妇人良方大全中，亦有见之「故东垣先生云：『凡下血症须用四君子以收功，厥有旨哉。若大吐血，毋以脉论，当急用独参汤求之，若潮热咳嗽，脉数乃元气虚弱，假热之脉犹当用人参温补，此等症候无不由脾胃先损，故脉洪大察其有胃气能受补则可救，茍用寒凉止血之药复伤脾胃，反不能摄血归源，是速其危也。』」(薛注 妇人良方大全 暴崩下血不止方论)

　　按薛氏这种观点后来对清代名医唐宗海影响甚深

　　另一个系统是继承滋阴学派而来的肾与命门学说，但其思想之启源却来自王冰重注内经的按语： 「大寒如甚热之不热，是无火也!热来复去，画见夜伏，夜发画止，时节时动，是无火也!当助其心。

　　又如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 热而动止，倏忽往来，时动时止，是无水也，当助其肾。」 (王冰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注) 「益水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故曰求其属也。 夫粗工偏浅，学未精深，以热攻寒，以寒疗热，治热未已而冷疾已生，攻寒日深而热病更起，热起而中寒尚在，生而外热不除，欲攻寒则惧热不前，欲疗热则思寒又止进退，交战危极已臻。 岂知脏腑之源，有寒热温凉之主哉，取心者不必济以热，取肾者不必济以寒，但 益心之阳，寒亦通行;强肾之阴，热之犹可观斯之，故或治热以热，治寒以寒万举万全。」(王冰补注 黄帝内经素问 至真要大论注) 滋阴学派治寒热的体系，在戴元礼的手中虽然已有雏形，但薛氏则更进一步将滋阴之法，和王太仆(王冰)的意见结合，引用在临床治疗上发展出下列的运用方法： 「察其无火，便当用八味丸，即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之法。

　　如察其无水，便当用六味丸，是为壮水之主以镇阳光。 左尺脉虚弱而细者，是肾水之真阴不足，宜用六味丸。 右尺脉沈迟、或沈细而数欲绝者，是命门真火之常亏，宜用八味丸。 至于两尺微弱，是阴水阳火俱虚，当用十补丸。」(薛注 明医杂着卷六) 薛氏这种临床的治疗主张，是张丹溪发展尚未成熟的滋阴学说，连接到肾和命门的关系上发展。 一方面保留滋阴补肾的原则，而另一方面则加入了温补命门的方法，使到滋阴派的学术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和表现，因而促使温补学派的技术，能够独当一面地成一家者言，其实薛己之贡献非常大。

　　命门学说的创立人——赵献可

　　赵献可字养癸，明代鄞县人。精于医学，其术宗于薛己，治病以补火为主，其他的生平则不详。

　　因为薛己治症虽然多用滋阴之术，却不泥于丹溪寒凝之剂，而以温化命门为主。这种医术在临床上，取得相当优异的功效，所以赵献可继承了薛氏这种学术后，对命门的研究就特别有兴趣，最后更创立了命门学说，而成为温补学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说。

　　滋阴和温补之间的学术演变

　　其实丹溪在创立滋阴学说的时候，已经指出了相火为人身的动力来源，但当时丹溪却只有注意到相火妄动，会煎熬人体内的真阴;而未曾往相火为人体生命动力的方面作研究，再加上丹溪所说的相火，只是泛指人身活动机能而言，乃一无形而又无根之物，经过戴思恭之修饰后，此种无位的相火才变成了有根的命门相火。但在临床上的运用，却尚未有清楚交待，一直到薛氏采用六味丸和八味丸的交替运用之后，才显示出命门学说和滋阴学说的结合已经成熟。 何以由六味丸和八味丸的运用上，可以表示出滋阴学说的成熟呢? 由于滋阴之义，是在于滋润及补充人体内的细胞液，但滋阴之术在运用时，会碰,到二个极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在疏泄观念尚未诞生前，如果只是采用增加液体的药物作为配方，就犹如灌水于泥泞之中水，虽然不断加入水份，但只能令泥泞中更加胶着和泛滥，不能吸收而无法达到滋阴的真正目的，有了疏泄的观念后，则有如以水灌入沙中，水份虽多而不妨碍吸收和分散，这样水份才能扩散到身体中任何一个部位，才真正的达到了滋阴的目的。 另一方面就是温度的影响，由于天寒则水凝，若果人体的温度(应该指人体的代谢能力)过低，对寒凝之滋阴药的吸收，是有相当的阻碍。所以对身体虚寒者，是需要加入适当的温热性药物，才能够达到滋阴的目的。 而薛氏的常用方剂中，六味丸的的疏泄，和八味丸的温补，正表示出当时的临床运用，已经解决了上述的两个难题，所以说温补学派的发展，是比滋阴学派为成熟。

　　赵献可之命门学说

　　命门的功用，最早记载于难经第三十难中，其文如下：「然，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谓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肾有一也。」

　　由这段文字上的记载，可见汉代以前，对命门之了解甚，除了左肾右命门的观念需修正外，在功能方面记载，已经非常清晰。 但赵献可更进一步的，把命门的重要性阐发，认为人之所以有生，生命之所以能持续，实属于火，火为阳之体，造化以阳为生之根，故人身亦以火为生命之门--命门之最佳解释。

　　命门所以称为性命之本，赵氏即认因其中有火之存，在并且认为火强则生机可由之而壮，火衰则生机可由之而弱，火灭则生机竟由此而止。 同时他认为命门君主之火，是涵于肾水之中，两者之间是相依而永不相离，如果病了的话，火之有余实缘于真水之不足，在治疗上丝毫不可泻火，只能补水以配火，即王冰：壮水之主以镇阳光之意;火之不足因见水之有余，亦不必泻水，就宜于水中补火，即王冰所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之意。 因为六味丸和八味丸的功效优异，更充份地证明命门和肾水之间的温补，是非常重要，所以赵氏更认为命门之火，为人身之宝，并非六淫之邪火可，比因此在治疗之时就更加强调，命门有：可补而不可泻的特点。 由于赵氏如此重视命门，因此阐发命门之学说时，不免借用内经原文以求自重，所以又作了以下的阐述： 他认为素问灵兰秘典论中，虽然曾说：『心者君主之官，但下文又明言：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心既然已包括在十二官之内，则主不明之主必定不是心主，而是另有所指，如系心主则内经条文应当云十一官而不是十二官，既然作为十二官之主的既不是心，那应该是指人体的什么器官呢?赵氏认为所指的应该是命门，但内经不称之为命门而称之为小心，那是素问刺禁论所说的：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亦因为内经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赵氏更进一步的指出，难经左肾右命门之说，于理不合而认为：

　　「两肾俱属水，但一边属阴一边属阳，越人谓左为肾右为命门，非也?命门即在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当一身之中，是为真君真主。」(医贯 内经十二官论) 赵氏之假说，是根据内经七节之傍中有小心而来，但是这种假说并未被当时的医学家所接受，其中明代孙一奎对此说就极之反对。孙氏根据难经所载，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一语，悟出中医学说，人体中本来就有左血右气之说，所以孙氏认为难经言右肾，则表示元气即在其中，另外孙氏又认为素问七节之傍中有小心的注解中，扬上善云：脊有三七二十一椎(3×7=21)，肾在下七节之旁。肾神曰志，但孙氏则认为七节应该从上而下数，不能从下逆数，如果由上数下，则志心即心包络，而非命门!何况针灸的经穴，命门乃在十四椎上，从下逆数亦当在第八节而非第七节，由于这样的辩论之下，命门的位置就一直被争执不休，而无法定位，更加使到命门这个器官，让后世增加了不少的神秘感。

　　命门与现代生理学的关系

　　(1)命门的位置

　　命门之位置，在当时虽然争吵不休，但认可的部位只不过是在右肾或两肾之间的脊椎之处，从现代生理学的解剖之中，了解这个位置附近的组织，具有类似命门功用的器官，除了肾上腺这个特殊的内分泌组织之外，并无其他的组织有类似的功能，但其实际上的位置，却是在于两肾之上缘，而非右肾或两肾之间!

　　(2)肾藏水火之矛盾现象

　　命门包含着水火两种相反的特性，当火强则水弱，水强则火弱，互相牵制而又互相交融，不能失一，这种相反而又相成的特性，在肾上腺分泌出来的肾上腺素，和副肾上腺素，就真的存在这一种功能。

　　当两者被分泌出来之后，在某些器官上，它们有时是两者协调性的作用，有时候 在另一个器官上，所产生的功能却是相反的、相互抑制作用。这种矛盾的特性，有如水火之两极，所以是很相似的作用功能。

　　(3)命门为生命之主宰

　　命门的作用，可说是人身之主宰，性命之根本，此因其中有火的存在，火强则生机由之而壮，火衰则生机可由之而弱，火灭则生机竟由之而止。(见前文)肾上腺在生理功能方面，髓质所分泌的醣固醇，可以刺激肝脏醣质的新生作用，使其作用之速率增加六至十倍，因而使肝细胞所贮藏的肝醣增加，流到血液中，提供生理之急性需要。

　　另一方面却可以降低细胞，对蛋白质的合成，增加既存蛋白质的异化作用，另外也可以促进脂肪组织中，脂肪酸的动员。即可以增加血浆中游离的脂肪酸的浓度，增加他们被利用的机会。

　　上述这种生理作用，都在于供应全身最大的可用能量，因此生命的动力来源，可以说是来自肾上腺的正常分泌功能上，而这种策动体内能源的现象，和中医所说的命门为人身主宰，及命门有火的意义相接近，又因为醣固醇对人体有消炎作用，及抗过敏作用，在动物试验中，若果动物的肾上腺被移去后，则他的身体对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以及醣类的利用，皆发生错乱，不但如此这一只动物，还不能够忍受各种皮肉及精神上的压力，只要有一点点微恙，例如呼吸道的感染，即可以使它死亡。另一方面肾上腺分泌的留盐激素，对人体之影响甚大，若果留盐激素的缺乏，会导致钠离子的流失，无论吃多少盐都无法弥补体内的流失，最后终会死亡，这一种情形就与火衰则生机之由之而弱，火灭则生机竟由之而止，的情形相似。

　　(4)命门盛衰与人体性能力的关系

　　在难经的记载中，命门的功能有：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记载。

　　表示出命门的功能，会影响到人类的性能力，但现代生理学上的观点来看，肾上腺皮质素中，虽然有雄性贺尔蒙的分泌，却只会影响到人体的男性第二性征，而对性器官及性欲方面的影响不大，不过当醣固醇及留盐激素的分泌不正常时，却会严重的影响到人体的新陈代谢失常，致体力容易衰退，并因为体力和能量都无法供应以作性交中之能量消耗，所以房事之后会特别疲倦，进一步的会影响到病者失去性欲功能，或正常的性能力。若从这种情形去看，则命门和肾上腺的功能就更相似。

　　由于以上的种种关系，命门与肾上腺的功能，都有很相似的地方，其相等的关系可以说是呼之欲出，再加上近年来临床上的发现，一些慢性疾病如哮喘病患者，其肾上腺的分泌功能，大都出现衰退性反应，若给予所谓补命门火衰的中药服食后，其痊愈或减轻的统计，竟达至显着的关系。

　　鉴于古人于生理解剖方面的智识较差，而在内视法的观察能力上却极强，所以在两千年前，就可以透过身体的感受，去发现人体两肾之间，有一个生命之门的器官存在，但位置则无法测定，原因是从解剖的人体上，是无法直接用肉眼去发现肾上腺的位置和真实的功能。所以才做成这一种猜测的方式，只能够猜测它的虚拟位置，和实际功能。所以临床治疗是有用的学说，但是在实际的位置上，则找不出答案。

　　温补学派一代宗师——张介宾

　　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明代山阴人，生于公元1561-1639年。张氏治方好用熟地，故人称之为张熟地。 他的父亲张寿峰，是定西侯的幕僚，素通医理。介宾十三岁时即跟父亲于京师之中，并得拜名医金梦石做老师。金氏医术以扶元气为主，介宾从学时已尽得其传，但介宾却受其父职业的影响，壮年好谈兵击剑，对功名颇为向往，所以从戎幕府出榆关、履碣石、经凤城、渡鸭绿漫游各地，数年而归，却一事无成，却目睹家中亲老，为供养他四处流浪挥霍，已经变得一贫如洗，自始对功名壮志消磨殆尽，所以毅然而归，将一身精力转移在医途中发展，才能发挥出他个人的天份和才华，致声名日彰，时人更认为他的医术，可以比之河间东垣。

　　张景岳的学术思想，早年颇受丹溪影响，后来年龄较大，临床见识渐多之后，对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思想，就更大加反对。 他一方面提出：盖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故物之生也，生于阳，物之成也，成于阴。(见类经图翼 真阴论) 并认为阴阳二气以载气也，不偏则气和而生物;偏则气乖而杀物。(见大宝论) 另一方面，景岳在大宝论中反辩丹溪之说的时候，却塑造了他本人温补学说的中心思想：『夫形气者，阳化气，阴成形。是形本相属，而凡通体之，温者阳气也、一生之活者阳气也、五官五脏之神明不测者阳气也、及其既死则身冷如冰，灵觉尽灭，形固存而气则去，此以阳脱在前，阴留在后，是形气阴阳之辩也，非阴多于阳乎? 二曰寒热者，热为阳，寒为阴。春夏之暖为阳，秋冬之冷为阴。当长夏之暑，万国如炉，其时也凡草木昆虫咸苦煎熬，然愈热则愈繁，不热则不盛，及乎一夕之风霜，即僵枯遍野，是热能生物，而过热者惟病;寒无生意，而过寒则伐尽。然热无伤而寒可畏，此寒热阴阳之辩也!』(类经图翼 大宝论) 张氏在大宝论的论述中，将一些自然现象提出，反斥了丹溪的阴常不足的思想，在文中却一直强调，阳气对人体生命的重要性，并指出热能生物寒无生意，热无伤而寒可畏的观点，这些意见也就形成了温补学派的中心思想。 因此后人有认为张氏，才是温补学派的创始人，但因为张氏临床所运用的治疗方法，却导源于薛己之术而来，例如：他在大宝论中就曾这样说：「所谓真阴之病凡阴气本无有余，阴病皆惟不足，即如阴胜于下者，原非阴盛，以命门之火衰也，阳胜于标者，原非阳盛，以命门之水亏也。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迭出，火衰其本则阳虚之症迭生。

　　故治病必当求本，盖五脏之本，本在命门，神气之本，本在元精。此即真阴之谓也，王太仆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原以消阴翳。正此谓也，许学士曰：补脾胃不如补肾，亦此谓也。近惟我明薛立斋独得其妙，而常用仲景八味丸，即益火之剂也，每以济人多收其效。」(类经图翼 大宝论)

　　左归丸与右归丸的创立原因

　　张氏上述之观念，其实皆由薛立斋的思想而来，但六味丸和八味丸的功效，却引发他创造出温补学派最有名的方剂--右归丸 因为张氏认为八味丸和六味丸中，均有茯苓泽泻等渗利之味，所以想到了滋阴不宜利水的问题，因此发表了他的意见： 「第真阴既虚则不宜再泄，二方俱用茯苓泽泻渗利太过，即仲景金匮亦为利水而设，虽曰大补之中加此何害!然未减去补力而奏功为难矣，使或阴气虽弱未至太伤、或藏气未滞而兼痰湿水邪，则正宜用此。若精气大损、年力俱衰、真阴内乏、虚假火等，即从纯补犹嫌不足，若加渗利如实漏?。故当察微甚缓急，而用随其人，斯为尽善方悟补阴之理，因推广其义，用六味丸之意而不用六味丸之方，活人应手之效，真有不能尽述者。」(类经图翼 大宝论) 张氏上述的见解非常合理，但在临床处方上，却没有考虑到行阴的问题。 例如左归丸中除牛膝外，其他熟地龟板等等一派纯阴之物，虽然药物确有滋补之功，但病者的吸收似乎未及六味丸的功效，其中乃因无疏泄之机，细胞内液代谢者少，则新陈代谢的吸收亦不多，药物不能被吸收，则功效自然大打折扣，由于疏泄的作用不良，左归丸的功效自然不及六味丸之快。 但是右归丸的功效，却真的是比八味丸好，此因肉桂附子的加入之后，会加速细胞内液的代谢和消耗，所以药力容易被吸收入人体内，再加上右归丸中的温补性药物，较八味丸为多，所以自然功效胜于八味丸。 由于在本草的记录之中，附子是走而不守，通行十二经无所不至，而右归丸的成功之处，就是因为附子能够带动药物，而行走于体内，而不必依赖茯苓泽泻的疏泄来帮助，就能穿透各种阻力，但左归丸则缺少了这一种药物的配伍，所以左归丸的功效，就未能达到景岳的期望和要求。

　　虽然张景岳不仅在滋阴学说的理论中，有突破性的思想，而且创造了右归丸等方剂。其他的温补派名家，如薛立斋、赵献可等人，只不过在六味丸和八味丸的运用上有所增入，其贡献上是远不如张景岳之成就。所以后世医家，有以张景岳为温补学派的创始人，但因为张氏的医术，有承袭薛己的学术情形存在，若尊称之为创始人，则于理不合，不过一代宗师之名，张氏却可以当之而无愧。

　　一代儒医学士——李中梓

　　李中梓，字士材，号念莪，明代华亭人。(江苏省松江县)生于公元1588年-1655年。

　　天性聪明，十二岁就考得童子试的第一名，但因为自幼体弱多病，所以无心于利禄功名，而致力于专研医学。他没有拜过任何老师，只靠自己孜孜不倦地自学，过不多时对金元四大家的学说，有了深刻的体会，并且提出了许多修正的见解，将他所学的和自己的心得，在临床上试验，居然得到了良好的疗效。因此而声名日彰，成为当时上海四大名医中，最负盛名的人物。(参考 上官良甫编 中国医药发展史)

　　李氏对四大名家的评论

　　李氏治学主张淹通各家之长，不偏不倚，并认为医学家着书立说，所以能各持不同的理论而自成一家者言，并非见解有偏而立论有异，只不过是各有阐发，补充前人之未备。他这种见解和胸襟，正好能够说明四大名家立派之意，及纠正后世医者的学习方向和态度，为不可多得的论说之文，今引录如下：

　　「如仲景张机、守真完素、东垣李杲、丹溪朱震享，其所立言医林最重，名曰四大名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总之阐发内经之要旨，发前人之未备，不相摭舍适相发明也。仲景着伤寒方论，盖以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皆能伤人，惟寒邪为杀厉之气，其伤人更甚耳，且六经传变之难明，阴阳疑似之易感，用剂少有乖违，杀人速于用刃，故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所以补内经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

　　然所论疗皆冬月之正伤寒，若夫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热病俱未之及也，后人不解其意，乃以冬月伤寒之方，通治春夏温热之症，有不夭枉者几希矣? 故守真氏出，始穷春温夏热之变，而谓六经传变，自浅至深皆是热症，非有阴寒盖就温热立言，即内经所谓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五运六气之旬，补仲景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 伤寒虽繁剧之症，仲景论于前，守真补遗于后，无漏义矣!独内伤与外感相类，而治法悬殊，东垣起而详为之辨。如外感则人迎脉大，内伤则气口脉大。外感恶寒虽近烈火不除;内伤恶寒得就温暖即解。外感鼻气不利，内伤口不知味，外感邪气有余，故发言壮厉;内伤元气不足，故出言懒怯。外感头痛常痛不休，内伤头痛时作时止，外感手背热、内伤手心热。于内伤之中又分饮食伤为有余，治之以枳术丸;劳倦伤为不足，治之以补中益气汤。此即内经饮食劳倦之义，又补张刘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

　　及丹溪出，发明阴虚发热，亦名内伤，而治法又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真水少衰，壮火食气，以黄柏知母偕四物而理之。此法亦阐内经之要旨，补东垣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 内伤虽深危之症，东垣倡论于前;丹溪补遗于后，无余蕴矣! 嗟乎四先生在当时，诸病苦莫不应手取效，捷如桴鼓，读其遗言考取方法，若有不一者一中，所谓但补前人之未备，以成一家言，不相摭舍，却相发明，岂有偏见之弊者。

　　不善学者，师仲景而过，则偏于峻重;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譬之侏儒观场，为识者笑。 至有谓丹溪殿四家之末后，集诸氏之大成，独师其说以为极至，又复考张刘李氏之法不知丹溪，但补东垣之未备非全书也。此非丹溪之过，不善学者误丹溪也!盖尝统而论之，仲景治冬令之严寒，故用药多用辛温;守真治春夏之温热，故用药多用苦寒;东垣以扶脾补气为主，主上升虚者多下陷，故补气药中加升麻柴胡，升而举之，以象春夏之升;丹溪以补气养血为急，主下降虚者多上逆，故补血药中加黄柏知母敛而降之，以象秋冬之降。 使仲景而当春夏，谅不胶于辛热;守真而值隆冬，决不滞于苦寒;东垣而疗火逆，断不执于升提;丹溪而治脾虚，当不泥于凉润，故知天时者，许造张刘之室，达病本者，可登朱李之堂。庶几不以辞害志，而免尽信书之失乎!」(医宗必读 四大家论) 从上文中可以知道，李中梓对四大家的了解，是非常客观和中肯，但因为当时之四大家中，是张仲景列入其中，而无张子和其人归入，所以无法了解张子和在当时的医学地位，但李氏在文中所指出，学医者对四大家之学，不应过偏亦不可以轻此而薄被，此种学习态度确是非常重要。

　　李氏以肾为先天之本的学说 李氏认为人身之有本，如同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一样。

　　故一个良医亦应该了解人体之根本，治病时才可以正本清源，诸症自然能迎刃而解。人之根本有二：一为先天之本;一为后天之本。 先天之本在于肾，后天之本在于脾，因为人之婴儿形体未成，未有此身而先有两肾，故肾为先天之本;十二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以为始者也，故曰先天之本在肾。(医宗必读 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 盖婴儿既生，一日不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死。经曰：安榖则昌;绝榖则亡。犹如兵家之饷道也，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一败，百药难施。一有此身，必资榖气，榖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医宗必读 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 在治疗方面，李氏则主张：『治先又根本，则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壮水之源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主以消阴翳，治后天根本。

　　则有饮食劳倦之分，饮食伤者枳术丸主之，劳倦伤者补中益气汤主之。』(医宗必读 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 李氏这种治疗观点，及先天后天根本之说，其实乃东垣补土学说，及明代张献可的命门学说之结合，而发挥而成。但在观念上，李氏却对温补有特殊的偏好，所以他在水火阴阳论中，提出了下面的意见： 「人身之水火，即阴阳也、即气血也、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然物不伏于阴而生于阳，譬如春夏生而秋冬杀也。 又如向日之草木易荣;潜阴之花卉善萎也。故气血俱要要，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阳在滋阴之上。是非昂火而抑水，不如是不得其平矣。(中略)又以雨阳均以生物，晴阳之日多;阴晦之时常少也。俗医未克见此，而汲汲于滋阴，战战于温补，亦知秋冬之气，非所以生万物者乎!」(水火阴阳论) 由于李氏这种主张，亦偏于以补阳为主，所以后世亦将之归入为温补学派之中，其实整个温补学派的诞生，虽然名家甚多，其学术思想主要都建立在命门和肾上，而用药的过程中则以补命门相火为主，而滋阴为辅。因为补火之时，必定要同时壮水，所以八味丸及右归丸的运用，就是采用肉桂附子等温热性药物，再加入熟地山萸等等滋肾养阴的药物，而构成温补学派的特色。由于代医学的发展史中，不断地涌出许多温补的名家，所以更加构成温补学派在明代的影响力，致后世尊称这种治疗，为温补学派。而实质上他们之间，多无师承门派的关系。

　　补脾与补肾的鉴别

　　运用补脾的治疗观点，是宗于东垣之学说，以脾土为万物生发之母，人体一切的营养来源，均有赖于脾胃功能的健运，所以当脾胃功能衰退之时，元气随之转弱。但脾病久久不愈，则肾阳转虚，命门相火弱等病，亦随之而生而呈现出脾肾两虚的症状，治之则东垣认为补肾不如补脾。

　　但在温补学派的观点上，却有不同的主张，认为人体生命之门在肾及命门之中，主宰着人体一切新陈代谢的动力来源，当命门火衰则脾肺心的阳气亦会不足，最后亦会出现脾肾两虚的相同症状。在治疗上则强调补脾不如补肾，这两种不同的方向治疗方式，就是李中梓所强调的，人有两本：一以肾为先天之本;一以脾为后天之本的最终目的。 但在临床治疗时，一个脾肾两虚的患者，医师如何辨别病者需要采用补脾的方剂，抑或应该采用补肾的方剂作治疗呢? 在一般的临床症状上，偏于脾虚寒者会有比较明显的肠胃机能衰退之现象，例如神疲气弱，泄泻，清谷，腹痛，喜热喜按，舌苔淡白等症状，另外因元气虚弱，亦会导致怕冷而易患感冒之症。 偏于肾阳虚者，其症状多见四肢厥冷，极为怕寒，腰酸背痛，足膝无力，耳鸣心跳，小便清长，夜尿频频，男有阳痿，女有不孕等等现象，但因为其中的症状，会交替出现。所以在脾胃两虚的病者身上，要鉴辨出患者应采用何种方法时，会经常有一点困难，笔者感觉临床上利用一般症状，及脉象的诊断，其准确性似乎不及舌诊来得准确和简便，故提出作为讨论： 在基本的理论假设上，脾胃属土而喜燥恶湿，肾属水却喜润而恶燥，补土的目的是增加人体的元气，所以在补气的基础方剂，四君子汤中是以茯苓白术燥湿，而以人参炙草大补元气。这种排除身体过多的水份，来提高身体功能的亢奋方法，就是行气燥湿的，最基本的补土原则。 但是在补肾方面，如八味丸是以肉桂附子之温热，加入滋肾阴的熟地而构成。所以要求的是在温补中，要求滋润。一方面亢奋着人体的机能，另一方面却补充人体的组织内液，以调和身体机能，这就是温补学派所谓的水火既济的意义，虽然这两种方法，均以兴奋人体机能为主，但是在实际上却藏有绝然不同的差异--燥湿与滋润的存在。 由于补土和补肾两种差异性的存在，所以在诊断上，只要能够辨别病者内液的盈亏，就可以决定采用何法以作治疗。 一般鉴定病人体内组织内液的方法，可直接由脉象的滑濇现象来判别，如脉滑或洪均表示内液充满，如脉现细濇均表示内液不足，但这种方法有时亦不甚准确，反而在舌诊上，却最能显示出其中的差异，因为脾虚病者舌色淡白，而有苔舌，形有胖大而湿之象;肾虚病者，虽然舌苔颜色相似，色现淡白，但多无苔的显示，而且舌形较瘦而略干之象。由舌形的胖瘦干湿程度，就可以了解病者体内组织内液的多寡，由其颜色的深浅，就可以了解病者的机能旺衰，这种鉴定比之脉诊来得更简单而准确，而且由舌苔上的变化，更加可以了解到补土是否要加入升阳或解表的药物于其中，对治疗上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考之薛立斋治症，多以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八味丸的治疗情况。其实正表示薛氏尚未能掌握到其中的差异胜而矣，否则不需要如此复杂的，同在一日之中，采用两种不同的温补之剂。

　　近代温补名家

　　谭述渠

　　温补学派的医术，在近代的发展史上，自明清以来不断的出现过不少名家。但当今最为著名的，却要首推香港的名医：谭述渠。

　　谭氏为广东新会人，数世业医，家学渊源，除悬壶济世外，以保卫中医，发扬中医药为职志，民国四十六年间，与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判，争辩中医废存的问题，而曾经轰动于一时。其起因是因为立法院会议，通过了国立中国医药学院，及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的成立，但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在社论中却予以严厉的攻击。当时国内外之名中医，为了维护中国传统医学的存在，曾纷纷起予反击，而谭氏即为其中之表表者。(见中央图书馆编 民国四十六年中医药年鉴)

　　虽然此一法案最后还是被冻结，后来只成立了国立中医药研究所，由政府资助的国立中国医学院，至今尚未成立，但他维护中国传统医学的热心，已经被记录下来，而留存于青史之中。

　　谭氏之医术，宗于仲景伤寒金匮之学，在用药方面，对单味药，如：黄蓍、附子桂枝、白术等，用量常数以两计，其中所用附子竟亦用数两之多。

　　谭氏又善用伤寒论的真武汤，加减治疗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虽然其所用的附子，是经过特殊的泡制，以减轻其药力和毒性，但其用量之大，却非一般医师所敢于尝试者。

　　故某一次，在日本所开的东洋医学会议之中，谭氏提出了真武汤重加泡附子，可以用来治疗高血压的论文。曾经震惊整个日本的汉医学界，在民国五十年间，谭氏夫妇旅游于星马等地，治病无数，用药亦以真武汤、吴茱萸汤、金匮肾气丸等温热性方剂为用，临床功效非常卓著。因此使谭氏悟出地理医学上的一些特殊问题，今引录如下：

　　『星马地属热带，人喜冷饮，风气所及惟此。是尚以致表热里寒，外强中虚，比比皆然，而面庞跗肿，腰酸肢倦，腹胀胃逆，目眩头昏者，到处可见。多年存疑体验尽释，病有真类，治分南北，先哲明言，实非我欺，至若髫龄稚子，常患衰弱之病，丫角少女，时抱弱妇之忧。此固生平之鲜见，抑前贤所罕言者也?』(谭氏南游医案实录自序)

　　星马南洋等地，在地理气候因素来说，理应火热之病为多。但谭氏的观察，却发现当地的居民，都有长期冷饮的习惯，这种人为的生活因素习惯，常导致病者的内脏常有虚寒之象，虽然他们身居气候炎热之地，却是发病多为虚寒之症，因此谭氏采用温热之剂，都每能取效。此为运气医学上，所意想不到的事实。

　　李政育

　　除了谭氏外，目前喜用附子等温补药物而著名的，还有台北的李政育。

　　李氏原籍台湾省嘉义县人士，出生于民国四十年八月。早年对医学的兴趣不高，但自从入政治大学，念新闻学系之后，始对中医发生浓厚兴趣。

　　因此到其叔叔之处，学习骨科之学，大学毕业后，考取了中医师执照，而自行开业。李氏从医先习骨科为主，后来却由内经素问：「肾主骨」的思想体系之中，领悟到一切骨科折伤之症，应以补肾之剂为主。

　　所以用药亦喜用温补，而思想则宗于张景岳温补之说，常用的方剂以右归丸、桂附地黄汤、四逆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方剂为主。后期转入内科之后，对运气医学有特别的研究和爱好。李氏治病的主张，认为现代人的生活，喜欢晚睡或因为学生的勤奋、或因为夜生活的太浪漫，等等习惯。常引致肝肾阳虚，致临床上出现各种肌肉或关节的疼痛，在治疗上则强调用八味丸或右归丸等等温补之剂，临床功效相当卓著，在年轻一代的医师中，能够自成一格的确实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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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河间、丹溪之学广为传播之后，明代时医用药每多偏执于苦寒，常损伤脾胃，克伐真阳，又形成了新的寒凉时弊。鉴于此，以薛己为先导的一些医家在继承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肾和命门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与辨证治疗，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临床特色的辨治虚损病证的系列方法，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在辨证论治方面，立足于先后天，或侧重脾胃，或侧重肾命，而善用甘温之味，后世称之为温补学派。代表医家有薛己、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李中梓等。

　　薛己，明医家。其学术思想悉以东垣脾胃内伤论为中心，强调“人以脾胃为本”，“胃为五脏本源，人身之根蒂”，“若脾胃一虚，则其他四脏俱无生气”，(《明医杂著。补中益气汤》注)“人之胃气受伤，则虚证蜂起”，(《明医杂著。风症》注)发挥了东垣“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理论，更强调了脾胃内伤与虚证的关系。在治疗上统治以东垣补中益气汤，或出入于四君、六君之间。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又主张若补脾不应，即求之于肾和命门之水火阴阳不足，若肾阴不足，用六味丸，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若命门相火不足，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此等理论实遥承于唐代王冰，而六味、八味之用又效法于宋代钱乙。其对肾命的认识虽未脱离《难经》左肾右命门之说，但其已明确指出“两尺各有阴阳，水火互相生化”，故以六味、八味补之，使“阳旺则阴生”，“阴旺则阳化”。临床上崇尚温补，力戒苦寒，实为温补学派之先驱。

　　孙一奎，明医家，著《赤水玄珠》《医旨绪余》等。其论命门学说的特点是综合《难经》关于命门和肾间动气理论，并融入《易经》中太极生阴阳的思想，阐发为动气命门说，即以命门为两肾间动气，为人身生生不息之根，并以命门动气说指导临床，突出表现在注重保护三焦元气，对虚损诸证，多从下元不足论治，自制壮元汤，配合东垣补中益气汤作为三焦元气不足之主方。此外，注意保护脾胃，也是孙氏的临床特点之一。

　　赵献可，明医家，著《医贯》，阐发命门学说，自成一家言。其论命门，认为位居两肾之中，有位无形，为人身之君主之官，居于十二官之上，实为生命之主宰。曾云：“命门为十二经之主，肾无此则无以作强，而伎巧不出矣;膀胱无此则三焦之气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无此则不能蒸腐水谷，而五味不出矣;肝胆无此则将军无决断，而谋虑不出矣;大小肠无此则变化不行，而二便闭矣;心无此则神明昏，而万事不能应矣。”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医贯。玄元肤论。十二官论》)以命门为君火，并居先天之水火。其临床治疗亦特别重视先天之水火，云：“先天水火，原属同宫，火以水为主，水以火为原。故取之阴者，火中求水，其精不竭;取之阳者，水中寻火，其明不息。斯大寒大热之病得以平矣。”(《医贯。阴阳论》)其

　　所谓“火中求水”，即用六味丸补水以配火，用治因真水不足所致之火有余证，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水中寻火”，乃用八味丸于水中补火，用治因真火不足而致的水有余证，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大大推广了六味、八味的临床应用。

　　张介宾，明著名医家，著《景岳全书》《质疑录》《类经》等。张氏所论命门与赵献可略同。认为命门藏先天之水火，为元阴元阳所居之所，故“命门之水火为十二脏之化源，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五脏之功能必赖命门始能发挥正常。若命门之元阴、元阳亏损，则必变生脏腑阴阳虚损之病，所谓“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迭出，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迭出”。(《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创制左归、右归作为治疗命门先天水火不足的主方。大力倡导“阴阳相济”，完善了阴阳虚损治法。其阴阳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阳重于阴，反对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针对性地提出“阳非有余”论，认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类经附翼。求正录。大宝论》)为其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李中梓，明医家，著《医宗必读》《内经知要》等。其学术思想宗东垣、立斋。明确提出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脾有阴阳，肾分水火，宜平不宜偏，宜交不宜分，并表现出明显的重阳抑阴的倾向，尝谓：“气血俱要，而补气在补血之先;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医宗必读。水火阴阳论》)其在临床上善于博采众家之长，持论公允，又多有创见，如擅长辨治寒热真假、实虚疑似之证，倡言“大实若赢状，至虚有盛候”，(《医宗必读。疑似之证须辨论》)颇具临床指导意义，为后世医家所称道。

　　温补学派诸家发展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既重视调理脾胃以治疗内伤杂病的积极作用，又深入探讨了肾命学说，从真阴元阳两个方面阐明了人体阴阳平衡的调节机制及其重要意义。对于命门的部位及其生理作用，提出了不少学术见解，有力地推动了中医学理论的发展。

　　温补学派的学术思想对后世临床各科及众多医家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追随之学者甚众，如士材之学一传沈朗仲、马元仪，再传尤在泾，他们继承了李中梓的学术观点并有所创新和发扬，均成为一代名医。又如清初之张璐，辨治杂病多取法于薛立斋、赵养葵、张景岳诸家方论，受温补学派的思想影响较深。再如高鼓峰、吕留良、董废翁等医家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展了温补学派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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