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时期的历史长河中，卫觊作为曹魏政权的重要人物，其姓名与字号始终是史学家与书法爱好者关注的焦点。关于“卫觊的字是什么”这一问题，历史记载中存在两种说法，其背后折射出古代姓名文化的复杂性。
一、史书记载的矛盾与考证
《三国志·魏书》明确记载卫觊“字伯儒”，而部分后世文献如《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则采用“字伯觎”的说法。这种差异源于古代史籍传抄过程中的讹误。据清代学者钱大昕考证，《三国志》成书于西晋，距卫觊生活的年代较近，其记载更具可信度。但“伯觎”之说亦非空穴来风——卫觊之名“觊”本义为“希望得到”，与“觎”（非分企图）同源，二字在古汉语中常互为通假，故“伯觎”可能是“伯儒”的别称或后世误传。
二、姓名与家族文化的关联
卫觊的姓名体系深刻反映了河东卫氏的家族传统。其曾祖父卫暠为东汉儒学家，家族以儒学传家，重视姓名中的道德寓意。“伯儒”之字既符合儒家“君子儒”的价值观，又与卫觊“善属文、工书法”的才学相契合。而“伯觎”虽与本名形成语义关联，但因“觎”字含贬义（如“觊觎”），与卫氏家族“忠正清廉”的家风相悖，故主流史籍多采用“伯儒”之说。
三、政治身份与字号的影响
卫觊的仕途经历为其姓名增添了政治色彩。他早年为曹操幕僚，历任茂陵令、尚书郎，后参与制定《魏官仪》，成为曹魏礼法制度的奠基人之一。在强调名分正统的魏晋时期，其字号的使用具有严格的礼制规范。例如，在向魏明帝上书时，卫觊必以“臣卫觊字伯儒”自称，以示对皇权的尊崇。这种政治语境下的姓名使用，进一步强化了“伯儒”作为官方认证字号的地位。
四、书法成就与字号传播
作为卫氏书派的开创者，卫觊的书法成就使其姓名在文化领域广为流传。他精擅古文、鸟篆、隶草，其书风“骨力劲健，笔法精熟”，与梁鹄、韦诞并称“后汉三大家”。在书法作品题款中，卫觊多使用“伯儒”之字，如现存于《淳化阁帖》的《州民帖》残卷，落款即为“河东卫伯儒书”。这种文化传播中的姓名使用，使“伯儒”成为后世书法史研究中的标准称谓。
五、历史记忆中的姓名演变
从三国到两晋，卫觊的姓名经历了从“伯儒”到“伯觎”的演变。西晋时期，因卫氏家族与司马氏联姻（卫觊之孙卫瓘娶琅琊王氏女），其名望达到顶峰，史籍多采用“伯儒”以彰其德。东晋南渡后，北方士族文化受冲击，“伯觎”之说逐渐流传，可能与南朝史家对曹魏政权的贬抑有关。至唐代，房玄龄编撰《晋书》时，虽参考《三国志》仍采用“伯儒”，但民间已出现两种说法并存的局面。
在卫觊七十四载的人生中，其姓名不仅是个人标识，更是时代文化的缩影。无论是“伯儒”所承载的儒家理想，还是“伯觎”引发的历史争议，都反映出古代姓名文化的多元性。当我们翻开《三国志》或临摹《州民帖》时，卫觊的字究竟是“伯儒”还是“伯觎”，或许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姓名背后所代表的，是一位在政治、文学、书法领域均留下深刻印记的三国奇才。正如其书风“瘦硬通神”，卫觊的姓名之谜，亦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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