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1475-1539），字秉用，浙江永嘉人，明朝嘉靖年间首辅，以“大礼议”之争崛起，推行“嘉隆万改革”的先驱。然而，这位本应被载入改革史册的能臣，却在后世遭遇持续丑化，甚至被贬为“奸臣”。其形象为何发生如此反转？
一、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大礼议”与礼法之争
1. “大礼议”中的立场选择
事件背景：嘉靖帝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位，欲追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遭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激烈反对，引发长达七年的“大礼议”之争。
张璁的抉择：时为礼部见习政事的张璁，抓住这一政治机遇，联合桂萼等官员上《大礼疏》，主张“继统不继嗣”，强调皇帝应尊生父为“皇考”。此举虽迎合嘉靖帝心意，却触犯传统儒家礼法，被守旧派视为“破坏纲常”。
史书评价的矛盾：《明史》称其“丛诟没世”，而现代研究指出，张璁的礼制改革实为“人情与天理的平衡”，如主张“礼当随时损益”，反对僵化遵循《皇明祖训》。但清初史家为强化皇权正统性，刻意贬低其贡献，将其塑造为“投机者”。
2. 改革措施触犯既得利益集团
整顿吏治：张璁推行“考成法”，以绩效考核官员，裁撤冗官，打击空谈理学的虚浮士习。此举虽提升行政效率，却触怒守旧文臣，被诬为“排除异己”。
抑制宦官：他罢撤镇守太监，削弱宦官势力，引发宦官集团反弹。例如，嘉靖八年（1529年），张璁因反对宦官干预朝政，遭司礼监掌印太监张忠诬告“专权跋扈”。
土地改革：清理庄田57400余顷，还田于民，虽缓和社会矛盾，却损害勋戚贵族利益。木邦、孟养等土司叛附缅甸，与其改革触动的边疆利益集团不无关联。
3. 党争与个人性格的放大
党同伐异：张璁为巩固权力，打击政敌，如贬谪反对派徐阶至福建延平，被指“开创明朝党争”。《明史》称其“欲力破人臣私党，而己先为党魁”，加剧了后世对其“结党”的批判。
民间文学的渲染：如《明朝那些事儿》受《明史》影响，将其刻画为“偏执、自私、多疑”的负面形象，忽视其改革对“嘉靖中兴”的贡献。
二、后世评价的立场差异：从清修《明史》到现代研究
1. 清初史家的政治需求
否定改革合法性：清初修《明史》时，为维护满清统治合法性，需否定张璁这类强化皇权的改革者。例如，《明史》强调其“迎合帝意”，却淡化其整顿吏治、抑制宦官的功绩。
程朱理学的立场：清初史家受程朱理学影响，将“大礼议”视为“礼法崩坏”的标志，张璁自然成为批判对象。如《明史·杨廷和传》赞杨廷和“定大礼，安社稷”，而张璁则被贬为“佞臣”。
2. 现代研究的客观修正
改革贡献的再评价：学者指出，张璁的“一条鞭法”雏形、科举用人改革（倡行“三途并用”）等措施，为张居正改革奠定基础。例如，其“考成法”被张居正发展为更完善的官员考核制度。
制度现代化的先驱：张璁主张“事权归一统，政体主一尊”，试图打破明代中期政务效率低下的局面，虽未完全成功，但开启了制度革新的方向。
3. 民间形象的滞后性
传统史书的影响：尽管现代研究逐渐客观，但民间对张璁的认知仍受《明史》及文学作品的塑造。例如，其“心理变态”的刻画虽无史实依据，却因《明朝那些事儿》的流行而广为传播。
地方记忆的分化：在浙江温州，张璁被视为“改革先驱”，其故居、纪念馆成为文化符号；而在其他地区，其形象仍与“奸臣”标签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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