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9年，魏明帝曹叡病危之际，将年仅八岁的养子曹芳托付给大将军曹爽与太傅司马懿。这场托孤本意是平衡宗室与功臣势力，却为日后权力倾轧埋下伏笔。曹爽出身沛国谯县，作为大司马曹真长子，自幼出入宫廷，深得曹叡信任。初掌权柄时，他尚能保持谨慎，每遇军国大事必与司马懿商议，甚至在尚书奏事时仍以司马懿意见为重。
然而，这种平衡随着丁谧、何晏等浮华党人的介入被彻底打破。丁谧献计尊司马懿为太傅，表面尊崇实则剥夺其军权，同时将司马懿亲信蒋济调任太尉，趁机安排曹爽之弟曹羲接任中领军，掌控禁军核心。至正始三年（242年），曹爽集团通过“明升暗降”策略，完成对中护军、中领军等要职的全面渗透，形成以曹羲、曹训、曹彦三兄弟为骨干的宗室军事集团。
专权乱政：制度崩坏与民怨沸腾
曹爽的权力扩张伴随制度性破坏。他废除禁军五营中的中垒、中坚两营，将兵权集中于曹羲统领的中领军；表弟夏侯玄任中护军后，打破曹魏“举贤任能”传统，将军官选拔权完全收归曹氏集团。这种人事垄断延伸至地方，河南尹李胜、司隶校尉毕轨等心腹分掌要冲，形成覆盖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网络。
经济领域，何晏强行割占洛阳、野王典农数百顷桑田，将皇家汤沐地据为己有；曹爽私取太乐乐器，调武库禁兵修建华丽窟室，与党羽昼夜饮宴。据《晋书》记载，其饮食车马“皆与天子同制”，甚至私纳明帝才人十一人，公然践踏皇室尊严。军事上，正始五年（244年）的骆谷之役暴露其战略短视，邓飏力主伐蜀导致“关中虚耗，羌胡怨叛”，死伤惨重的败绩成为其专权的第一个重大挫折。
权力困局：太后迁宫与朝堂孤立
为彻底排除异己，曹爽采纳邓飏之谋，将郭太后迁至永宁宫软禁。此举不仅切断曹芳与宗室长辈的联系，更引发朝野震动。大司农桓范曾警告：“兄弟总兵在外，不宜一齐离京”，但曹爽坚信“司马公已无兵权，不足为虑”。这种盲目自信源于对情报的误判——李胜赴荆州刺史任前探视司马懿，目睹其“病入膏肓”的伪装后，竟向曹爽保证“司马公仅剩一息”。
事实上，司马懿通过高柔、王观等老臣暗中联络太尉蒋济、司徒高柔，在洛阳城内编织起一张隐秘的反曹网络。正始九年（249年）高平陵之变前夜，这张网络已控制武库、洛水浮桥等战略要地，而曹爽集团对此毫无察觉。
高平陵之变：从“免官保命”到夷灭三族
公元249年正月，曹芳祭扫高平陵时，司马懿以皇太后名义发动政变。他派司徒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占领曹爽军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职，接管曹羲禁军。当曹爽收到要求罢免的奏章时，大司农桓范建议“持皇帝赴许昌，以天子名义号召四方勤王”，但曹爽犹豫不决。司马懿趁机派尹大目传递“仅免官”的承诺，蒋济更以性命担保其安全。
这种心理战术奏效了。曹爽放弃抵抗后，司马懿迅速撕下伪装：黄门张当在严刑下供出“曹爽与何晏等谋反”的伪证，公卿廷议判处其大逆不道之罪。最终，曹爽、曹羲、曹训三兄弟及心腹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九族被夷灭，涉案三千余人遭牵连。这场屠杀彻底终结了曹魏宗室掌权的可能，为司马氏代魏铺平道路。
历史镜鉴：专权者的必然宿命
曹爽的悲剧在于将权力视为家族私产。他通过制度性破坏构建的权力体系，本质是宗室对皇权的僭越。当这种僭越触及士族集团利益底线时，司马懿代表的功臣阶层必然发起反击。更致命的是，曹爽集团缺乏政治智慧——既未效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合法性包装，也未建立如诸葛亮“鞠躬尽瘁”的道德标杆，最终沦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这场权力博弈揭示了一个永恒真理：在封建专制体系下，任何挑战皇权核心利益的行为都将遭到反噬。曹爽从谨慎持重的宗室子弟沦为历史反面教材，其教训值得后世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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