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东吴宫廷的权力斗争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权臣孙綝的刀锋指向少帝孙亮时，一位远离权力中心的宗室子弟——孙休，意外被推上了历史舞台。这位自幼饱读诗书、向往隐逸生活的琅琊王，其登基之路既充满权谋算计，也暗含个人命运的无奈转折。
一、隐逸人生：从琅琊王到会稽流放者
孙休的人生轨迹本与权力核心无关。作为吴大帝孙权的第六子，他十三岁时师从江东大儒射慈、盛冲，潜心研习《尚书》《礼记》，性格中透着文人的清高与疏离。太元元年（252年），十八岁的孙休被封为琅琊王，居于虎林（今安徽贵池），远离建业朝堂的纷争。
然而，诸葛恪秉政后的一纸调令打破了他的平静。这位太傅以“诸王不宜居滨江要地”为由，将孙休迁至丹阳郡。更糟糕的是，丹阳太守李衡多次以法律纠纷侵扰孙休，迫使其上书请求迁往他郡。最终，孙休被安置到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在此度过了六年隐士般的生活。他每日与会稽太守濮阳兴、将督张布论道谈文，甚至梦见“乘龙上天而不见龙尾”，这种超脱世俗的姿态，恰是其远离权贵的真实写照。
二、命运转折：孙綝政变中的被动选择
太平三年（258年）九月，东吴政局骤变。权臣孙綝废黜少帝孙亮，欲立新君以巩固权力。在宗室成员中，孙休因“性恭谨，无过失”成为最佳人选。当宗正孙楷与中书郎董朝携诏书抵达会稽时，孙休的反应极具戏剧性：他“疑虑不决”，在孙楷、董朝反复劝说下，才“留宿二日”后启程。
这段历史细节在《三国志》中有生动记载：当孙休行至曲阿（今江苏丹阳）时，一位老翁拦路叩首：“事久变生，天下恃仰陛下。”这番话加速了他的行程。抵达建业永昌亭后，孙休面对百官跪拜，却“谦不上御座，止息东厢”，直到群臣三请，才“乘舆升正殿”，其谨慎态度与权臣的急切形成鲜明对比。
三、权谋游戏：三让皇位背后的政治博弈
孙休的登基过程充满“三让”的仪式化表演，实则暗藏权谋算计：
首让丞相：孙綝为测试其忠诚，先封自己为丞相、荆州牧，五兄弟皆封侯掌禁军。孙休表面“恭敬从命”，实则暗中联络卫将军张布、将军丁奉。
二让群臣：当百官请求立后、太子时，孙休以“在位日浅，恩德未广”为由推脱，既避免过早暴露势力，又赢得谦逊美名。
三让天命：面对孙綝“以身体不适拒赴腊祭”的试探，孙休十次派使者相请，最终在宴席上命丁奉擒杀孙綝，完成权力交接。
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与其早年研习的《尚书》中“柔克刚，弱胜强”的哲学高度契合。正如《资治通鉴》评价：“休之入，綝欲居宫，众皆骇惧，休从容处之，其智略可见一斑。”
四、隐士底色：帝王路上的文化坚守
即便登上皇位，孙休仍保持着文人的精神追求。永安元年（258年），他创立国学，设五经博士，首任博士祭酒韦昭编纂《吴书》，开创南京太学之先河。他常与博士盛冲讨论《春秋》义理，甚至因沉迷射雉游戏被张布劝谏时，仍坚持“吾欲与博士共论文耳”。
这种文化情结在其处理宗室问题时尤为明显。当权臣孙峻、孙綝被诛后，他下诏“削薄其棺，改葬之”，却将二人从宗谱除名，改称“故峻”“故綝”，既维护宗法制度，又泄心中之愤。其政治手段中透出的文人雅趣，与同时代枭雄的粗粝形成鲜明对比。
五、历史回响：隐士帝王的悲剧终章
永安七年（264年），三十岁的孙休病逝于建业。他临终前将太子托付给丞相濮阳兴，却因“太子年幼”被群臣改立其侄孙皓。这位试图以文化治理国家的帝王，最终败给了权力游戏的残酷逻辑。
孙休的登基史，是一部隐士被卷入权力漩涡的悲剧。他以儒学智慧应对权谋，用文化理想对抗现实，虽未能挽救东吴衰亡，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独特印记——正如南京太学遗址中出土的“永安元年”瓦当，默默诉说着这位帝王对文化秩序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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