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扬州刺史刘馥猝然离世。这位以“单马造合肥”闻名、被后世誉为“名守”的曹魏重臣，其死因在正史与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透过《三国志》的简短记载与《三国演义》的戏剧化演绎，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真相与文学想象之间的微妙博弈。
一、正史记载：病逝说与政治暗杀的争议
《三国志·魏书·刘馥传》仅以“建安十三年卒”五字记载刘馥之死，却未明确死因。这一模糊表述为后世留下巨大解读空间，衍生出两种主流观点：
因病去世说
部分学者依据《三国志》的简略记载，结合刘馥晚年高强度治政的背景，推测其死于积劳成疾。作为扬州刺史，刘馥单骑赴任后，在合肥“聚逃散之民，立学校，广屯田，兴治教”，八年间将残破空城发展为抵挡孙权十万大军的军事重镇。其子刘熙请求归葬时，曹操以“三公厚礼”葬之，亦侧面印证刘馥非横死。
政治斗争说
另一种观点认为，刘馥之死与曹魏内部权力倾轧有关。作为曹操亲信，刘馥长期主持扬州军政，其治下的合肥城更成为曹魏东线战略支点。建安十三年正值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南征在即，刘馥若因政见不合或功高震主遭忌，亦存在被暗杀的可能。但此说缺乏直接证据，多为后世推测。
二、文学演绎：横槊赋诗的经典场景
与正史的含糊其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以浓墨重彩描绘了曹操“宴长江横槊赋诗”时刺死刘馥的情节：
“歌罢，众和之，共皆欢笑。忽座间一人进曰：‘大军相当之际，将士用命之时，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操视之，乃扬州刺史刘馥……馥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此不吉之言也。’操大怒曰：‘汝安敢败吾兴！’手起一槊，刺死刘馥。”
这一改编虽为虚构，却暗含深层逻辑：
文学动机：罗贯中通过刘馥之死，强化曹操“奸雄”形象。刺杀忠臣的情节与《短歌行》中“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求贤之志形成强烈反差，凸显人物复杂性。
历史映射：刘馥在历史上确以“直言敢谏”著称，其治下的合肥城更成为孙权“一生之敌”。小说将这一形象与曹操的猜忌多疑结合，赋予历史事件以戏剧张力。
三、历史真相：过度劳累与时代局限的交织
尽管正史未明确死因，但结合刘馥生平与时代背景，可合理推测其死亡与长期过度劳累密切相关：
治政强度：刘馥在合肥“广屯田、兴水利、建学校”，甚至亲自监督草席、鱼油等物资储备以备战守。赤壁之战前夕，他更需协调扬州军民应对孙权威胁，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医疗条件：东汉末年疫病横行，平均寿命不足30岁。刘馥作为地方长官，虽享有一定医疗资源，但长期奔波于治水、屯田一线，染病风险极高。
历史旁证：刘馥死后，合肥军民仅凭其生前储备的草席覆盖城墙、鱼油照明，便成功抵御孙权十万大军百余日。这一细节从侧面证明刘馥生前已透支体力完成战略布局。
四、历史评价：功过与死因的辩证
刘馥之死之所以引发争议，本质在于其历史贡献与死亡方式的反差：
治政遗产：他奠定的合肥防御体系，使该城成为曹魏“东线铁闸”。张辽、满宠等将领的后续战绩，均建立在刘馥打下的基础之上。
文学重构：小说将刘馥塑造为“谏言者”形象，虽与史实不符，却反映了后世对“忠臣直谏”的文化期待。这种重构使刘馥超越具体历史人物，成为文学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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