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阳则天门正式改唐为周，建立武周政权。这场被后世称为“武周代唐”的政变，未遭遇大规模的军事抵抗或朝堂反对，其顺利程度远超历代权力更迭。这种“平静”背后，是武则天通过政治清洗、制度重构与社会动员构建的权力网络，也是她对权力本质的深刻理解与精准操控。
一、权力清洗：摧毁反对派的核心力量
武则天对反对势力的清洗始于唐高宗时期。为削弱关陇贵族集团，她与高宗结成政治同盟，以“废王立武”为契机，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权臣贬黜流放。长孙无忌被逼自缢于黔州，褚遂良死于流放地，关陇集团核心层土崩瓦解。这一行动不仅瓦解了传统门阀的政治基础，更向朝野传递明确信号：反对者将付出惨痛代价。
高宗驾崩后，武则天对李唐宗室的镇压进入高潮。她通过“告密制度”鼓励检举，任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以“谋反”罪名大肆屠戮宗室。李贞、李冲父子起兵反武，仅能召集数千散兵游勇，朝廷军队未至便已溃散。至武则天称帝前，李唐宗室成员或被杀、或流放岭南，剩余者多为幼童或直系后裔，彻底丧失反抗能力。
朝堂官员的清洗同样彻底。武则天通过频繁任免宰相（任期最短者仅数月）、外派地方任职、安排兼职等手段，瓦解宰相集团凝聚力。同时，她首创殿试制度，将人才选拔权收归皇权，使新晋士族对皇帝形成直接效忠。这种“釜底抽薪”的策略，让反对派既无组织基础，也无人才支撑。
二、制度重构：构建权力合法性的新框架
武则天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是其巩固统治的关键举措。她增设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强化皇权对人才选拔的直接控制；创立武举，拓宽军事人才晋升渠道；推行“南选”制度，使边远地区士人得以入仕。这些改革使每年选官人数激增至5万，宰相群体达73人，形成“君子满朝”的局面。通过科举，武则天将寒门士族纳入统治体系，既削弱了门阀势力，又构建了新的权力基础。
在法律层面，武则天修订《唐律》，加入“告密者无罪且可授官”条款，将密告制度合法化。这一政策激发了社会底层对权力的追逐，告密者不论身份高低均可面见皇帝，形成全民监督网络。同时，她通过《兆人本业》农书推广农业技术，以“劝农桑、薄赋役”政策赢得民心。这些举措使武周政权在制度层面获得广泛认可。
三、社会动员：制造权力更迭的“天命”叙事
武则天深谙权力合法性的构建之道。她利用佛教资源，宣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并命高僧撰写佛经附会。载初元年（690年），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百姓九百人上表请改国号，随后百官、宗戚、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共计六万余人联名请愿，唐睿宗亦自请赐姓武氏。这种“民意”的集中爆发，实为武则天长期经营的结果。
在舆论操控上，武则天制造“祥瑞”事件。九月五日，群臣上报“凤凰飞入上阳宫，朱雀数万云集朝堂”，将其解读为“天命所归”。这种将自然现象政治化的手段，配合佛教转世说，构建了完整的权力合法性叙事。同时，她通过大赦天下、赏赐爵位等措施，将权力更迭包装成“普天同庆”的盛事。
四、历史评价：权力更迭的双重镜像
武则天的统治兼具开创性与争议性。积极方面，她打击门阀、完善科举、发展经济，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消极方面，酷吏政治导致恐怖氛围，官僚膨胀加重民负，佞佛浪费消耗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她通过精准的政治操作，将权力更迭的阻力降至最低。
从权力本质看，武则天的成功在于她对“合法性”的重新定义。她未完全否定李唐正统，而是以“周”为国号，保持李唐后裔为皇嗣，这种“继承中创新”的策略，既避免了全面否定前朝的合法性危机，又为自身统治提供了历史延续感。这种政治智慧，使她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完成权力更迭的女性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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