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荆州南郡太守糜芳与公安守将傅士仁的突然投降，成为关羽“威震华夏”北伐的转折点。这场叛逃不仅导致荆州三郡易主，更直接引发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的悲剧。作为跟随刘备近三十年的“元老级”人物，糜芳与傅士仁的背叛，绝非简单的“贪生怕死”或“见利忘义”，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必然结果。
一、从“雪中送炭”到“边缘化”：糜氏兄弟的权力失落
糜芳出身徐州豪族，其兄糜竺更是以“奴客二千、金银货币”资助刘备，甚至将妹妹糜夫人嫁给刘备，堪称刘备集团最早的“战略投资人”。刘备入主徐州后，糜氏兄弟凭借家族势力与政治资源，迅速成为核心成员。然而，随着刘备集团势力扩张，糜氏兄弟的“原始股”价值逐渐被稀释。
从“核心股东”到“地方官僚”
刘备入蜀后，糜纺虽被封为“安汉将军”，位在诸葛亮之上，但实为虚职；糜芳虽任南郡太守，却需受关羽节制。这种“高官低权”的安排，暴露了刘备对徐州旧部的防范心理。糜芳在荆州虽为二把手，但实际权力远不及关羽，甚至被关羽视为“裙带关系上位者”，长期遭受轻慢。
军事才能的缺失与边缘化
糜芳虽为武将，却无显著战功。相比之下，关羽、张飞、赵云等将领均以勇武著称，而糜芳在刘备集团中逐渐沦为“后勤官员”。这种“文不成武不就”的尴尬地位，使其在权力斗争中愈发被动。
二、关羽的“职场霸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关羽的傲慢与对糜芳、傅士仁的长期打压，是导致叛逃的直接诱因。作为刘备集团的“二把手”，关羽以“假节钺”之权，对下属极为严苛，甚至到了“肆意羞辱”的地步。
饮酒失火事件：从惩罚到仇恨
糜芳与傅士仁曾因饮酒失火，烧毁军器粮草。关羽大怒，欲斩二人，虽被费诗劝阻，但仍各打四十大板，并免去先锋印绶。这一事件不仅让糜芳、傅士仁颜面尽失，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粮草危机中的死亡威胁
关羽北伐期间，糜芳因筹措粮草不力，遭到关羽严厉斥责，并放话“还当治之”。此时，吕蒙白衣渡江，奇袭荆州，傅士仁率先投降。糜芳面对东吴大军压境，既无法完成粮草任务，又恐关羽回师后秋后算账，最终选择投降。
三、东吴的“利益诱惑”：从“忠诚契约”到“利益交换”
糜芳、傅士仁的叛逃，并非单纯因“贪生怕死”，而是东吴开出的条件恰好击中了他们的软肋。
孙权的“精准劝降”
孙权深知糜芳、傅士仁与关羽的矛盾，遂派傅士仁劝降糜芳。傅士仁以“关羽对我们怎么样，你是心知肚明的”为切入点，直击糜芳的痛点。同时，吕蒙大军压境，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彻底瓦解了糜芳的抵抗意志。
“富贵保障”的诱惑
糜芳投降后，虽遭东吴上下鄙视，但仍被孙权任命为将军，并参与蕲春之战。相比之下，若坚守荆州，糜芳面临的不仅是关羽的报复，更是刘备集团的清算。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符合其利益最大化逻辑。
四、刘备集团的制度缺陷：缺乏“权利救济机制”
糜芳、傅士仁的叛逃，暴露了刘备集团在权力分配与矛盾调解上的致命缺陷。
“忠诚契约”的破裂
糜氏兄弟对刘备的忠诚，本质是一种“附条件的契约”：以巨额投资换取政治回报。然而，刘备入蜀后重用荆州派、益州派，对徐州旧部冷落，导致糜芳的“股权”被稀释。当关羽的威胁构成“预期违约”时，糜芳的叛逃可视为对“显失公平条款”的单方解除。
缺乏矛盾调解渠道
刘备集团内部既无类似现代企业的“内部投诉渠道”，也无第三方仲裁机制。糜芳面对关羽的打压，只能通过“叛逃”实现“自力救济”。这种制度性缺陷，最终将“元老级”人物推向了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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