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史籍中，《史记》以其卓越的史学价值与文学魅力，宛如一座巍峨的丰碑，矗立于史学之林。司马迁以其如椽巨笔，为后世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其中对众多历史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然而，当目光聚焦于西汉名将卫青时，会发现《史记》对他的评价似乎并未达到与其卓越功绩相匹配的高度，这背后实则隐藏着复杂而多元的因素。
出身背景：难以跨越的阶层鸿沟
卫青出生于一个极为低微的家庭，其母卫媪是平阳公主的女奴，而他则是卫媪与平阳县吏郑季私通所生的私生子。在讲究门第出身的古代社会，这样的出身无疑是一块沉重的枷锁。司马迁作为士族阶层的一员，深受当时社会等级观念的影响，对卫青这种出身低微之人，内心深处或许天然就存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偏见。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卫青的出身有着明确的记载，这种记载并非客观中立的陈述，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卫青地位的“不正当性”。例如，在描述卫青的成长经历时，着重强调了他幼年在生父家遭受的虐待，以及后来回到母亲身边做平阳公主骑奴的卑微身份。这种叙事方式，无疑是在强化卫青出身低微的印象，为后续对其评价不高埋下了伏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马迁对那些出身名门的将领，如李广等，则往往给予更多的赞美和肯定，这种鲜明的态度差异，深刻地反映了出身背景在司马迁评价人物时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军事才能：被忽视的战略光芒
卫青在军事上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堪称冷兵器时代骑兵作战的巅峰将领。他一生七战七捷，从龙城之战的初露锋芒，到收复河套地区的战略迂回、侧翼奇袭，再到漠北之战中的长途奔袭、捣敌腹心，每一次战役都彰显了他非凡的军事智慧和指挥艺术。他开创的“车骑协同”作战模式，打破了传统作战的局限，为中国骑兵作战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然而，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卫青军事才能的描述却显得相对简略和轻视。在记载卫青的战功时，往往只是简单地一笔带过，而对于战争的具体过程、战术运用以及卫青在其中的关键作用，缺乏深入的剖析和详细的描写。例如，在描述漠北之战时，只是简单提及卫青的作战结果，而对于他如何巧妙地运用战术、如何鼓舞士气等关键细节，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相比之下，司马迁对李广的军事才能则进行了大量的渲染和赞美。尽管李广一生与匈奴作战七十余场，却鲜有耀眼的战功，但司马迁通过生动的描写，将李广塑造成了一个英勇善战、忠肝义胆的英雄形象。这种对卫青和李广军事才能评价的巨大反差，使得卫青的军事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和低估，不能不说是《史记》在人物评价上的一个遗憾。
外戚身份：政治标签下的偏见
卫青的姐姐卫子夫被汉武帝宠幸后，卫氏家族逐渐崛起，卫青也因此得以进入权力中枢，并凭借自身的军事才能得到汉武帝的重用。然而，在司马迁看来，卫青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外戚身份，而非完全依靠个人的能力和功绩。这种观点使得司马迁在评价卫青时，难以摆脱外戚这一政治标签所带来的偏见。
在《史记》中，司马迁多次强调卫青的外戚身份，并暗示他因此获得了过多的恩宠和权力。例如，在描述卫青被拜为大将军时，司马迁提到“卫青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无所得。公孙敖失亡七千人，以军法当斩，赎为庶人。李广亦失亡多，为虏所得，当斩，赎为庶人。二岁，大将军青出定襄，合骑侯敖为中将军，太仆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月余，悉复出定襄击匈奴，斩首虏万余人。苏建、赵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余，汉兵且尽。信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急，遂将其余骑可八百，奔降单于。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大将军。大将军问其罪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建当云何？’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闳、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皆不敢有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大将军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军吏皆曰‘善’。遂囚建诣行在所。是时也，汉方南诛两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侵入边。乃拜苏建为代郡太守，赵信为翕侯。是后，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上患之，乃使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各将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骠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言单于东，乃更令骠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郎中令为前将军，太仆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襄为后将军，皆属大将军。兵即度幕，人马凡五万骑，与骠骑等咸击匈奴单于。赵信为单于谋曰：‘汉兵既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耳。’乃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挐，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余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大将军之入塞也，过平阳，平阳主亦遣人迎大将军。大将军还，因赐大将军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以赐其母卫媪。拜其弟德为宜春侯，青弟安为阴安侯，从弟堂为发干侯，贵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通过这段记载，司马迁着重强调了卫青因姐姐卫子夫的关系而获得汉武帝的宠信和重用，而对他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和军事才能则一笔带过，这种叙事方式无疑加深了读者对卫青外戚身份的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其军事才能和功绩的客观评价。
时代背景：文人对武将的传统偏见
在古代社会，文人阶层掌握着话语权，他们往往对武将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偏见。文人注重文化修养、道德品质和政治智慧，而武将则被视为凭借武力获得权力和地位的群体，在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方面往往被认为有所欠缺。司马迁作为一位文人，也难以摆脱这种时代背景的影响。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文人的评价普遍较高，而对武将的评价则相对较低。他更倾向于赞美那些具有高尚品德、卓越才华和远大政治抱负的文人，如屈原、孔子等。相比之下，对于武将的评价则更多地关注他们的军事功绩，而对其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则往往要求较低。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卫青作为一位武将，即使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辉煌的战功，也难以得到司马迁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
《史记》对卫青评价不高，是出身背景、军事才能描述、外戚身份以及时代背景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卫青的功绩和贡献并不会因为《史记》的评价而磨灭。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依然不可撼动，他的军事才能和爱国精神依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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