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西汉时期著名的辞赋家，与扬雄、班固、张衡并称“汉赋四大家”，被后世尊为“赋圣”“辞宗”。他以《子虚赋》《上林赋》等作品名震天下，更因与卓文君的传奇爱情故事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符号。然而，这位才子的生命终章却笼罩在历史迷雾之中——他究竟如何离世？临终前是否留下惊世遗作？后世对《封禅书》的争议又折射出怎样的历史真相？
一、病逝茂陵：史书记载的最终结局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与《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司马相如晚年因病免官，迁居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元狩五年（前118年），这位曾以辞赋惊艳汉武帝的文人，在病痛中悄然离世。其妻卓文君在使者所忠前来取书时，仅献出一卷《封禅书》，并称“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日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家中藏书早已被索求者取空，唯有这卷未竟之作，成为司马相如留给世间的最后声音。
司马相如的病逝并非偶然。他自幼体弱，又因长期伏案创作、生活优渥，缺乏运动，加之情绪波动剧烈（如与卓文君的爱情纠葛），最终诱发消渴症（即糖尿病）。《西京杂记》记载其“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虽将病因部分归咎于情欲，但现代医学分析表明，糖尿病的核心诱因是营养过剩与代谢失衡，司马相如的文人生活方式与富足境遇，无疑加速了病情恶化。
二、《封禅书》疑云：临终遗作还是后世伪托？
司马相如临终前创作的《封禅书》，是后世争议的焦点。此文以“大司马进言”为引，劝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将个人文学成就与帝王政治需求紧密绑定。然而，历史细节的矛盾让这份遗作的真实性存疑：
时间线矛盾：文中提及的“大司马”霍去病，实际死于元狩六年（前117年），而司马相如病逝于元狩五年（前118年）。若《封禅书》确为相如所作，他如何能预知霍去病次年将获此官职？
创作能力存疑：糖尿病晚期患者常因肾衰、心衰导致生活不能自理，而《封禅书》文辞华美、逻辑严密，与病重者的生理状态不符。
政治动机争议：苏轼弟子晁补之曾讥讽相如“谄事武帝至死不已”，认为《封禅书》是后人借相如之名，为汉武帝封禅制造舆论的工具。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封禅书》更可能是司马相如死后，由武帝近臣或文学侍从伪托其名所作。这一判断不仅基于时间逻辑，更源于对汉代政治文化的理解——封禅是帝王宣示“受命于天”的重大仪式，需借助名士之口增强合法性，而司马相如的文名与病逝背景，恰好成为伪作的“理想载体”。
三、身后评价：从“谄谀之臣”到文化符号
司马相如的离世，并未终结他在历史中的影响力。后世对他的评价，始终在“文学巨匠”与“政治投机者”之间摇摆：
正面赞誉：班固在《汉书》中称其“赋家之祖”，鲁迅更评价“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他的作品开创了汉大赋的宏大格局，对后世辞赋创作影响深远。
负面批判：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指责他“媚上求荣”，清代学者王夫之则痛斥其“以辞赋媚君，丧文人风骨”。
现代重构：随着对汉代政治文化的深入研究，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司马相如的“谄谀”标签。他晚年创作《封禅书》（无论真伪），本质是文人参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尝试，而非单纯的个人投机。
四、历史启示：才子之死的文化隐喻
司马相如的结局，不仅是个人命运的终结，更是汉代文人精神世界的缩影。他以病弱之躯攀至文学巅峰，却因身体与时代的双重局限，最终陷入政治与道德的争议。这种矛盾性，恰恰映射出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困境：他们渴望通过文学实现个人价值，却不得不依附于权力体系；他们追求精神自由，却难以摆脱世俗名利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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