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开元盛世的政治图景中，卢怀慎以“伴食宰相”的典故被后世铭记，但其文学创作却鲜少被系统梳理。这位出身范阳卢氏北祖第三房的宰相，不仅以清廉俭朴的政治品格著称，更在诗歌与奏疏中展现了独特的文学风貌。其作品虽存世不多，却如一面棱镜，折射出唐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时代脉动。
一、诗歌创作：应制之作中的清雅风骨
卢怀慎的诗歌创作集中于应制题材，现存《全唐诗》收录其诗作两首，分别为《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还字》与《奉和圣制龙池篇》。这两首作品虽为应制诗，却未流于谄媚浮华，反而以清雅之笔勾勒出盛世气象。
在《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还字》中，卢怀慎以“天和承帝德，山翠献时康”起笔，将自然景观与帝王德政相融，既符合应制诗的颂圣传统，又通过“菊泛延龄酒，兰飘解愠香”的意象，以菊花、兰草等传统象征物暗喻君臣和谐。全诗对仗工整，用典自然，展现了唐代应制诗“颂而不谀”的典型特征。
另一首《奉和圣制龙池篇》则以“灵沼萦回梦雨丝，龙池波暖柳烟垂”开篇，通过“灵沼”“龙池”等皇家意象的铺陈，构建出庄重而灵动的画面。诗中“小臣滥陪鹓鹭序，愿祝尧年百万春”的结尾，既表达了对皇权的忠诚，又以“尧年”典故委婉传递了对盛世长久的期许。这种“寓颂于景”的写作手法，使应制诗摆脱了空洞的赞美，赋予其更深层的文化意蕴。
二、奏疏文学：经世致用的政治宣言
卢怀慎的文学成就更体现在其奏疏创作中。作为唐代著名的谏臣，他通过《陈时政得失疏》《谏十日一朝西宫表》等九篇奏疏，将文学表达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政论文学”风格。
在《陈时政得失疏》中，卢怀慎以“善人治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为纲，援引孔子“一年成，三年有成”的治国理念，直指唐代官员考核制度的弊端。他通过对比子产治郑“三年而后颂德”的典故，尖锐批评当时刺史、县令“或一二年，或三五个月即迁官”的浮躁现象，指出“不迁官者倾耳而听，踮足而望，争相冒进”的吏治危机。这种以历史典故为论据、以现实数据为支撑的论证方式，使奏疏兼具文学感染力与政治说服力。
另一篇《谏十日一朝西宫表》则展现了卢怀慎的胆识。针对中宗“诏命中宗十天一朝见武后”的安排，他以汉高祖“五天一朝栎阳宫”的典故，直言“骑马不能成列，乘车不能并行”的朝见路线存在安全隐患，更以“愚臣认为应将太后接到内朝以尽孝养”的解决方案，巧妙化解了皇权与孝道的冲突。这种“以古喻今、以理服人”的谏言方式，体现了唐代奏疏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
三、文学特质：清廉人格的诗意投射
卢怀慎的文学创作与其清廉人格形成深刻互文。史载其“身居陋室，门无遮帘，饮食无肉”，这种生活态度直接影响了其文学风格。在《陈时政得失疏》中，他批判官员“争思宠，贪贿赂”的丑态，与自身“所得禄俸，皆随时分散”的清廉形成鲜明对比；在诗歌创作中，他以“兰飘解愠香”“菊泛延龄酒”等意象，暗合其“远声色，绝货利”的操守。
这种人格与文学的统一性，在唐代士大夫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王夫之曾评价：“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将卢怀慎的“清慎”风格置于开元盛世的文化坐标中。其文学创作中流露的克制、理性与担当，正是唐代“清流”士大夫的精神写照。
四、历史回响：文学遗产的当代启示
卢怀慎的文学创作虽数量有限，却为唐代政治文学提供了珍贵样本。其奏疏中“以史为鉴”的论证逻辑、“经世致用”的创作理念，对后世政论文写作产生深远影响；其诗歌中“颂圣不谀”的审美追求，则延续了《诗经》“美刺”传统的现代转化。
在当代语境下重读卢怀慎，其文学价值更显珍贵。当“伴食宰相”的典故逐渐演变为对庸官的讽刺时，我们更应看到：这位“虽贵而妻子犹饥寒”的宰相，通过文学创作传递的清廉精神与责任意识，恰是当今社会亟需的文化资源。他的诗歌与奏疏，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士大夫阶层“文以载道”的传统与担当。
卢怀慎的文学创作，如同一株生长在政治岩缝中的青松，以清瘦之姿挺立千年。其作品中的每一个字句，都镌刻着唐代士大夫的精神密码，等待后世在诗行间，读懂一个时代的风骨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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