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江东集团在孙氏兄弟的开拓下崛起，孙权继位后以“内事问张昭，外事问周瑜”为纲，构建起庞大的谋士体系。这些谋士或以战略眼光定鼎三分，或以权谋之术平衡朝局，其命运轨迹折射出孙吴政权四十余年的兴衰密码。本文聚焦孙权麾下最具代表性的七大谋士，揭示他们在历史洪流中的沉浮与抉择。
一、张昭：江东元老的刚直人生（156-236年）
作为孙策临终指定的辅政大臣，张昭以“内事不决问张昭”的权威地位，主导江东内政二十年。赤壁之战前，他力主降曹的保守策略虽遭否决，却未影响孙权对其“社稷之臣”的定位。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设丞相之位时，群臣首推张昭，但孙权以“性刚直”为由改授孙邵，此举暗含对张昭权力的制衡。
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后，张昭因直言劝谏“勿效纣王酗酒”遭冷遇，遂以年老多病为由退居二线，转而专注儒学研究。其晚年著《春秋左氏传解》二十卷，成为江东学术重镇。史载张昭“寿八十一而终”，是孙权谋士中唯一善终者，其“急流勇退”的智慧，为后世权臣提供生存范本。
二、鲁肃：战略家的未竟蓝图（172-217年）
这位“江东之杰”以《榻上策》奠定孙吴战略基调，提出“鼎足江东，竟长江所极”的扩张路线。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前，鲁肃力排众议促成孙刘联盟，为三国鼎立创造条件。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接替周瑜任都督时，他制定“先取益州，再图中原”的北伐计划，却因英年早逝未能实施。
鲁肃之死引发连锁反应：其继任者吕蒙改变战略方向白衣渡江，导致孙刘联盟破裂。这种战略断层，暴露出孙吴政权在战略传承上的缺陷。但鲁肃提出的“联刘抗曹”框架，始终是东吴外交的核心原则。
三、陆逊：权谋漩涡中的悲剧英雄（183-245年）
这位出身吴郡陆氏的将领，以夷陵之战“火烧连营”的壮举跻身名将之列，更以丞相之位掌控东吴军政二十年。赤乌七年（244年）升任丞相后，陆逊陷入“二宫之争”的漩涡：其外甥顾谭、顾承因支持太子孙和遭流放，吾粲因与陆逊书信往来被杀，孙权更派宦官当庭斥责其“结党营私”。
在权力倾轧中，陆逊始终保持“深谋远虑，忠诚耿直”的本色，但最终因“悲愤成疾”去世（一说自缢）。其悲剧折射出孙吴后期“主弱臣强”的深层矛盾，陆逊家族虽在孙皓时期获追谥“昭”，却难掩东吴人才断层的危机。
四、顾雍：十九年丞相的治国艺术（168-243年）
这位“东吴第一名相”以“举贤任能，匡弼辅正”著称，在相位十九年创东吴之最。其用人原则“才德兼备，不避亲疏”，使陆逊、朱然等将领得以施展才华。面对孙权“喜怒无常”的特质，顾雍独创“沉默外交”：每遇孙权暴怒，他仅以“臣谨记”回应，待君王冷静后再行劝谏。
这种“以柔克刚”的为政之道，使东吴在“二宫之争”前保持相对稳定。但顾雍的保守用人策略，也导致年轻官员如张温、吾粲等因“锋芒太露”遭打压，间接削弱了政权活力。
五、诸葛瑾：外交家的平衡智慧（174-241年）
作为诸葛亮之兄，诸葛瑾以“神交”之姿成为孙权最信任的谋士。他擅长在孙刘矛盾中寻找平衡点：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出使蜀汉重修盟好，黄龙二年（230年）成功调解荆州边界纠纷。其“缓颊之术”达到极致——当孙权欲杀关羽时，诸葛瑾以“存仁义于天下”劝阻；当刘备伐吴时，他又以“唇亡齿寒”说服孙权坚守联盟。
这种外交智慧使东吴在三国博弈中始终占据主动，但诸葛瑾“重和轻战”的理念，也导致东吴错过多次北伐良机。其子诸葛恪后来掌权时的激进政策，某种程度上是对父亲保守路线的反弹。
六、张温：天才谋士的陨落（193-230年）
这位“当今天下无人可比”的奇才，出使蜀汉时以“三问诸葛亮”展现外交才华，回吴后却因“声名太盛”遭孙权猜忌。黄龙二年（230年），张温在弹劾丞相顾雍时被反诬“结党营私”，最终含冤流放交州。其悲剧揭示孙权晚年的权力焦虑：对才能出众者的打压，实为维护皇权独裁的手段。
张温之死引发连锁反应：其推荐的人才如暨艳、徐彪等相继遭难，导致东吴“举贤失当”的危机。这种“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用人政策，加速了政权的人才流失。
七、虞翻：直言者的生存困境（164-233年）
这位“东吴最不怕死的谋士”以耿直著称：吕蒙袭荆州时，他力主“兵贵神速”；孙权宴饮时，他斥责“陛下不如刘景升儿子”；被贬交州后仍坚持“广收门徒，关心国事”。其《易注》《国语注》等著作成为东吴学术瑰宝，但“屡犯龙颜”的代价是被流放至死。
虞翻的命运折射出东吴政治生态的畸形：一方面需要直言者纠正错误，另一方面又无法容忍其挑战权威。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东吴后期“言路闭塞”，加速了政权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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