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乾元元年七月，御史中丞奏请铸行“乾元重宝”，以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乾元重宝钱径2.7厘米，重5.97克，钱文隶书，顺读，书法精妙，有光背及背下俯月、朱雀、穿上或穿下祥云或星文的。政府于乾元二年铸行乾元重宝重轮钱，钱背面外廓双层，故叫 “重轮钱”，以一当开元通宝五十文。重轮钱钱径3.5厘米，钱文隶书，顺读。这两种“重宝”在发行中不断减值， 乾元重宝重轮钱流通至第二年，改为一当三十，开元通宝小平钱与当十钱皆以一当十，后再改与乾元重宝重轮大钱都以一当三，直至一当一行使。另一方面，在货币不断减值的情况下，物价却不断抬高，一斗米涨至七千文，以至于饿死的人相枕于道。到肃宗死后代宗继位时，便下令停铸大钱，独行开元通宝小钱
唐代宗大历年间似曾铸有“大历元宝”钱，史书未有明文记载，但传世有实物。此钱径2.3厘米，钱文隶书旋读，为小平钱，背无文。德宗建中年间(公元780-783年)，史书曾有铸钱记载，但也未记载是什么钱，料应仍为开元通宝;此外传世有“建中通宝”钱，钱径2.1厘米，重1.8-2克，钱文隶书，旋读，光背无文。这两种钱铸造较粗糙，在新疆等地发现较多，而内地倒较少见，在1992年新疆库车(唐代称安西)附近曾出土过大量的建中开元及乾元钱等。这些钱铜质具有新疆当地所产之铜的特点，并非中原所产的铜，故应是唐时所设安西都护府时驻扎在此的守军自铸的钱币。德宗时恢复通货紧缩政策，减少钱监，停止铸钱，市场中通货经常不足，因而物价无力，钱币的购买力颇高，此后各帝王莫不谨守此法，不敢踰越，直至唐武宗继位，毁佛铸钱，铸行背记铸地名的开元通宝，称为“会昌开元”。佛教从东汉初传入我国后，迅速被当时的中国社会接受了，轻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漫长的历史岁月的传播，到了唐代已极为兴盛。那时是佛教繁兴，寺院林立，人们以当尼姑、和尚为荣，连皇帝都要过几天的寺庙生活，以表示超凡脱俗从而得到佛祖的超度。那时，寺庙的规模很大，不但规模大，而且里面的铜像也极多。据《旧唐书·王缙传》载;“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仅一座寺庙就耗资巨亿，全国的寺庙佛像用掉的铜就要以数十万吨计了。国家的铜源都被放进寺院，成为寺院财产了，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等经济生活。到了唐武宗李炎时，无铜铸钱的局面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李炎此人从小就不信佛，甚至说：“穷吾天下，佛也。”一个毁佛铸钱的构思渐渐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
会昌五年，李炎在他登基后的第五个年头，毅然下令毁佛铸钱。他规定西京(长安)只留寺庙四座，东京留两座，其余的一律拆毁，僧人还俗，没收寺院良田，和尚尼姑们遣回原籍，从事生产。把寺院内的佛像，僧尼钵盂、钟磬、用具统统砸碎，化铜铸钱。扬州节度使李坤率先铸造背有“昌”字的开元通宝钱进呈，朝廷下令各地仿铸，并于钱背添铸各自州名以便检查。这种背文记地名的开元通宝俗称会昌开元。这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大部分信佛的人都不满意，但社会上的财富增加了，货币流通畅快，人民生产、生活安定了，也就逐渐得到了全国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毁佛铸钱也使李炎成为历史上的一位明君。会昌开元已经发现的背文计23种，有“昌、京、洛、益、蓝、襄、荆、越、宣、洪、潭、兖、润、鄂、平、梓、兴、梁、广、福、桂、丹、永”。其中“平、桂、丹、福”少见，“永”字尤罕见。会昌开元比官炉开元钱略小略轻，铜色较红，制作较粗陋，其铸地广，地名多，欲全部收齐颇不易。
“开通玄宝”是唐代最后一种钱，直径2.2厘米，大小和乾元重宝小平钱相似，钱文隶书，光背无文。据史书记载为桂阳钱监所铸，数量极少。因其钱文为“玄宝”，一般认为是功德钱，是为讨信佛的唐懿宗欢喜所铸。 开元通宝是唐朝时期的主要流通货币，铸行了近三百年，时间长，数量大，版别也较多，但绝大多数为小平钱，大钱非常罕见，也有争论。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德宗建中初，掌判度支(财政官员)赵赞采连州(今广东连县)白铜钱大钱，一当十，以权轻重。这里说的当十大钱，未见过实物。陕西去年曾发现一种开元通宝大钱，径长3厘米，不是新出土的，铜质非今日所见之白铜。在《历代古钱图说》中有一种唐代开元大钱拓本，钱径4.2厘米，钱文笔画清秀，隶书体，不知是否为史料中所说的白铜大钱。关于开元大钱应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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