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追随在他身后，继续向着台湾进发的人群并没有停止，迁徙还在继续。到1949年年底，国民党尚有20万军队散落在大陆沿海岛屿以及西南边境上，他们依旧奔向各个港口，随长官一起涌向大陆之外的那个小岛。
此时，很多部队已经退守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各个岛屿上。海南岛、舟山群岛，都是他们盘驻的地方。当解放军陆续解放大陆上的各个省市时，这些岛屿暂时还能作为他们的栖身之地。身在岛上的官兵，继续着向台湾进发的旅程。
虽然他们已无法再搭上“政府”的大船，只能依赖小艇漂洋过海。
李连墀(桂永清的部属)：我艇队部只有十多个人，舰队部也就是几个参谋作业，大概十个八个人，陆上的人很少。眷属要顾虑，各人管各人的眷属，比如我艇队里有八个艇，每个艇上有两个眷属，你搭哪个艇，你的眷属就搭你这个艇，这样分开的。不能集中运输，因为没那么大兵力。
而在大陆的另一头，解放军正在向大西南突进，追随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官员及名流们也在急切地寻找出路。对他们来说，随同“政府”一起撤离是最优的选择，尽管如此选择的前路是万人共挤独木桥。
混乱，随着战事的走向从江南蔓延至东南沿海一带，此时又蔓延到了大西南。
衣复恩：在重庆撤退的时候，重庆和成都的官员太多了，都等着离开，人太多，飞机都派不出来。那时候共产党又逼近了，军队都逼近了，情势很紧张。我讲一个例子，有一个人拿着一包黄金到我那儿去，说是要看我什么的，说“这是我们大家凑的钱，请你无论如何派飞机(把我们搭走)”。我心里当然很难过，怎么可以要你的钱，对不对?但有时候实在是派不出来。
而且有时候，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就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很不幸地一起飞就碰到一个压路车，“哐”，就掉到地下去了，烧起一阵火。有一次就发生了这种事，我一看“完了完了”，说要救他的命反而倒让他们送了命，正在难过得不得了的时候，飞行员跑回来了——他叫谭振飞——他一叫“大队长”，我一看还以为见了鬼，我说“那飞机……”，他说“飞机摔成两半，着了火，但是一个人都没死”。
但很多人却没有如此死里逃生的幸运。混乱让整个社会都失去了控制，乱局威胁着百姓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政权交替的年代里，没有人能够为这些流离的人们提供保障。
悲伤、离乱和恐惧弥漫在所有人心头。
这些最终选择了奔波的人们，有的是出于对共产党新成立的政权不甚了解，或者抱有敌意或畏惧，有的只是想躲避战火，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还有的则是茫然地随大家行动。他们争先恐后地掀起一波波逃散的浪潮，最终许多人很快安定下来，开始迎接新的生活，而另有一些人则最终挤上了去往台湾的船。
高秉涵见证了这迁徙时刻的疯狂和混乱。
高秉涵：几十万人往上挤，谁挤上去就挤上去了。一挤上去以后，你根本就连呼吸都没办法呼吸。
在这混乱中，去与留、生与死，有时只是一瞬间的事。
然而即使上了船，也未必代表着从此走上人生的坦途。首先，上了船未必一定能到台湾，“太平”轮的惨事还去之不远，加上路途中的拥挤、物资贫乏和难以周全的卫生条件，还有恶劣的天气因素，有些人便倒在了途中。
对很多人来说，那段海上航行如同噩梦一般令人恐惧。
高秉涵：前面倒的人就踩在地下，所以我上去，是踩着死人上去的。那个登陆舰的后面有两个门，当船离开时，门要合起来，结果光那个门就夹死好多人，场面很惨。那时候心里想，还有没有明天都不知道，因为船上超载，又遇到台风，漂来漂去的。喝的水也不知道到底是别人的尿还是海水，反正都是咸的，那时候苦不堪言。
无数人忍受着和高秉涵同样的痛苦而去往台湾。但台湾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无人知晓。他们只知道，那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屿，是“蒋委员长”选定的远离大陆的复兴之地，是可以让他们从离乱和炮火中得到喘息的地方。但是，等在他们前面的，却是令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的艰难。
当时的台湾，正因着这一年之内迁徙而来的200万人发愁。这个原本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面对这突然涌入的两百多万人，衣食住行的供应一时间全面告急。生活的主题从尖锐的生死抉择变成了持久的民生艰难，这些正在海峡那头的岛上，等待着漫漫而来的迁徙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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