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做过的事，隋炀帝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没有开运河。人们对秦始皇、唐太宗的功绩多有肯定，但谈到隋炀帝时却多是恶语。
五十年前，我就疑惑对隋炀帝的评价是否正确
五十年前的1962年，我在五年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到四年级的时候，中国古代史专业又细分断代史时，于是我选择了隋唐史专门化，开始在汪篯先生指导下学习，1964年又考为他的研究生，继续学习隋唐史。文革开始，学业中断，而后分配去了内蒙。工作之余百无聊赖之际，曾细读带去的线装本的《隋书》，将隋代史料分门别类地抄成十一个笔记本，那时对隋炀帝杨广的评价产生了疑惑，就是我后来在隋炀帝传记的前言里说的：“我们差不多可以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没有开运河。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今人评说隋炀帝功罪，应比魏徵更实事求是
1981年，宁可先生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到张掖时，考察队要给地委机关和地区学校的200多人做一场报告，宁先生安排我先讲，临时想的题目就是“在张掖说隋炀帝”，将自己对过去关于隋炀帝的评价的疑虑和盘托出。讲隋炀帝做皇帝以后十四年，只在长安城里住了十个月，一直在外面奔波，他忙活些什么?罗列出他所做的事情，结论是他很有眼光地在张罗国事，大部分都做得很好，雄才大略，是有重大历史建树的。就是最后辽东打得太急，给民众造成巨大灾难，因此是又有重大历史罪恶的人。宁先生主持会，当时就声明，发言只代表个人观点。虽然他以前论历史主义的文章对隋炀帝开运河有正面评价，但显然对我在许多方面肯定隋炀帝，是有保留的。确实，考察队的另外20位隋唐史学者，当时大概是没一个认可替隋炀帝说好话的。会后邓文宽调侃概括我对隋炀帝的评价：伟大的暴君。这当然并不准确。
后来发言改写成一篇名为《炀帝西巡》的论文，发在1982年出版的《丝路访古》文集中。文中总结道：“隋炀帝作为一个处在中国长期分裂后重建大统一时期的皇帝，又是处在中古社会鼎盛发展的起点上，他的许多活动带着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西巡之外，还有北狩、建洛阳、修驰道、筑长城、开运河、下江南等等，他以极大的魄力和强度发疯似地干了十几年，但他并不是发昏，他做的一些事，不无建设和发展统一国家的历史内容。许多做成功了，有的做糟了，特别是他本人残暴的专制君主的品格，在做一些本无可厚非的事时，也给人民带来格外深重的灾难，积累成无法忍受的负担，最后征辽东激起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
魏徵亲眼看到事情的全过程，很懂得这一点，以隋为鉴是他劝诫唐太宗时常用的法宝。为了为当时的现实政治服务，魏徵在主持编撰《隋书》时，不免要着重强调隋炀帝作为暴君的失误，有意无意地抹煞这位“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雄心勃勃的君主的一切历史功绩。一千多年来，魏徵的观点很容易被人们接受，今天我们对隋炀帝的功罪的评价，应当能比魏徵他们更实事求是。
评价隋炀帝，最好先去运河上走走
三四年后的1984年，又组织了运河考察，回来以后对我的观点更有信心了。在《运河访古》文集中，我以《千古功罪说隋炀》为题，全面评说隋炀帝。文章一开始就说：“评价隋炀帝，最好先去运河上走走。”1989年完成的隋炀帝传，在前言里，更将隋炀帝和两位“千古一帝”做了详细比较。
比如，隋炀帝和秦始皇的比较：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隋炀帝在为晋王时任统帅平陈，平陈之后，斩五佞，受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天下称广，以为贤。”又在翌年与杨素一起平定南方叛乱，巩固了统一。隋唐的统一，是西晋短期统一之后又一次意义重大的国家大一统。
秦始皇凿灵渠;隋炀帝开运河，这条两千公里长的南北运河，是古代中国最有价值、最伟大的工程。
类似的还有很多。两人不同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隋炀帝修缮图书，结交儒生，按“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的理念，大办学校;秦始皇用七十万骊山徒为自己修占地成千上万亩的陵园，隋炀帝生前没有给自己修陵墓，他埋在扬州，占地只有雷塘数亩田。
在中国从门阀贵族政治向科举官僚政治转化，从门阀社会向门阀后社会转化的历史关头，宇文泰、宇文邕、杨坚、杨广、李世民、武则天六人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在政治改革中走得最远的是隋炀帝和武则天。可后面这两位在历史上却是脏水被泼得最多的。
总之，隋炀帝不应该被完全否定。“如果能令人信服地给予适当的褒贬，为已亡人找回公道，就能证明，历史是最无情的，因此也是最有情的。”(《隋炀帝的真相·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史家秉笔站在历史的评判台上，应绝不掩饰邪恶，也不埋没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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