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十年夏四月十五日辛丑，大司马豫章王萧嶷薨，年四十九。这是齐武帝萧赜自父亲萧道成死后遭受的最大打击。萧赜与萧嶷一母所生，兄友弟恭，关系十分融洽，正如萧赜自己所说，“友于之深，情兼家国”。无论接见故交好友，还是机密事宜，即便在萧赜所喜爱的景阳楼这样的私密场所，往往也“唯豫章王一人在席”。对这样贴心手足兄弟的死，齐武帝悲痛万分，半年之间，诏书累下，不能自已，“哀痛特至，至冬乃举乐宴朝臣，上歔欷流涕”，以至于再次登上景阳楼时，悲从中来，下令毁去。一直到来年初，太子萧长懋依旧能感觉出父王的悲伤，试图为萧嶷镌勒一通极好的碑文，以慰藉其痛苦。

永明十一年春正月，正辛勤奔波于豫章王萧嶷碑文的文惠太子萧长懋忽然抱病。虽然萧长懋由于肥胖，身体一向不好。但这一次明显不同，齐武帝在探视之后，被近臣察觉面有忧色。很快，太子的病情急转直下，二十五日丙子，文惠太子薨。还没能从萧嶷的死中恢复的齐武帝萧赜，又遭遇当头一棒。

萧嶷的死，在亲情上重创了齐武帝；萧长懋的死，则从感情与政治两方面沉重打击了萧赜的精神。萧齐王朝从草创之初，便确定了“系废兴于太子”的方针，从父亲萧道成到自己，在太子萧长懋的培养上，花费了无数的心血。而如今皇帝已经五十四岁，垂暮迟迟，朝野上下，从皇帝到百官，都已经认为太子“旦暮继体”，国家将顺利地延续下去。突然之间晚年丧子，国家无嗣，多年辛苦毁于一旦。萧嶷之死，皇帝还能够诏书累下，痛诉哀思；萧长懋之死，便已经口不能言，“上幸东宫，临哭尽哀”，只能到灵前痛哭一场。非但是哭丧子之痛，更是哭国本动摇，无以为继。

而上苍似乎也降罪于皇帝本人，从永明十一年三月开始，阴雨绵绵，中间又或夹杂冰雹、大风等等，水旱成灾，风水为祸。五、六、七月，皇帝不仅仅要伤心于家事，还忧心于天下，诏书不断，赈济灾民，免除赋税，忙得不可开交。

这一年，是萧齐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和十七年，齐武帝萧赜五十四岁，魏孝文帝二十六岁。在齐武帝焦头烂额之时，并没有想到，万里之遥的北方，另一场大风波正在等待着自己。

从两年前的太和十五年起，刚刚亲政一年多的魏孝文帝，在北疆的平城开始了自己“四海移风，要荒革俗”的政治、法律、礼仪等改革。然而旧贵族强大的阻力让孝文帝明白，在旧势力集中的平城进行改革是不可能的。在和元澄等亲贵心腹交流中，孝文帝说：“国家从北方兴起，虽然现在富有四海，但毕竟是用武之地，不利于文治，移风易俗，太过困难。唯有中原，才是一个大一统王朝适合的核心。”为了减少来自保守的鲜卑贵族的压力，用南征的名义进行迁都，成为魏孝文帝的高明手段。太和十六年四月之后，原本计划将平城建设为万邦来朝中心的计划宣告停止，伴之以秘密的南迁筹划。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从太和十七年春天开始，魏孝文帝大会群臣，亲令龟卜，正式将“南伐”提上议事日程。并且特别关注了逃亡北方的刘宋王朝遗脉刘昶，将吊民伐罪、为刘氏复仇，作为一个很好的战争借口。

为了对内掩饰迁都的真正战略意图，魏孝文帝并没有对齐武帝萧赜隐瞒“南伐”的举动。《南齐书·魏虏传》称“宏亦欲南侵徐、豫，于淮、泗间大积马刍。十一年，遣露布并上书，称当南寇”。在大会群臣之后，正月十四日乙丑，魏孝文帝派遣邢峦、刘承叔二人带领使团，于四月抵达南京，将“露布”即战书，和孝文帝的亲笔信送到了萧赜的面前。

与此同时，南朝前线的情报人员也向齐武帝发回消息。永明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癸卯，晋安王萧子懋出任雍州刺史，齐武帝敕以边略称：“吾比连得诸处启，所说不异，虏必无敢送死理。”显然，此时的齐武帝错误地理解了魏孝文帝传递的信息，认为北军只是虚张声势，不会大举南侵。对于北方的部分异动，萧赜让雍州、荆州、郢州各自准备了数千人以作应对，同时吩咐“可使人数往南阳舞阴诸要处参觇”，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打探消息和预警上。与此同时，还赐萧子懋“杜预手所定《左传》及《古今善言》”等书，并称“知汝常以书读在心，足为深欣也”。可见，此时的萧赜最关心的是儿子的成长，并没有将北方的异动放在心上。

在邢峦等人抵达南京，拿到战书之后，齐武帝萧赜依旧判断北方只是虚言恫吓。四月初三日癸未，邢峦、刘承叔等率领使团到达建康。二十三日癸卯，以刘灵哲为兖州刺史；五月二十一日庚午，以萧惠休为徐州刺史。二十七日丙子，以宜都王铿代替庐陵王子卿为南豫州刺史。仔细观察这几项变动，刘灵哲乃宿将刘怀珍之子，史传中有其孝义之行而无一丝战功；萧惠休乃萧齐皇室恩主萧思话之子，此前亦无任何战绩。庐陵王子卿，在镇荒唐，嬉戏军事。宜都王的任命显然是因为庐陵王实在不像话。从上述军政调整，我们可以很容易判断出，萧赜对于魏孝文帝的“南伐”是没有太看重的，边防将领、布置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否则不应仅安排幼王与功臣宿将之后驻守徐州、兖州这样的前线重镇，而不安排朝廷的主要武将。显然，齐武帝萧赜此时的形势判断，依然以为北方“必无敢送死理”。这是萧齐王朝对于魏孝文帝战略意图的一次重大误解。

魏孝文帝的步伐，并没有受萧赜主观意志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与舆论准备，太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六月丙戌，帝将南伐，诏造河桥”，魏孝文帝正式启动了南征计划。与此同时，“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阅集洛阳”，调动各地州镇兵，向洛阳集结。七月初十日戊午，“中外戒严”。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部队调配等工作。北方的战争机器全面开动起来，各地军队调动越来越频繁。到了八月初九日丁亥，“帝辞永固陵”。十一日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馀万”，兵锋直指南方。

在万里之遥的平城紧锣密鼓筹备南伐时，迭经丧兄失子之痛又焦心于水旱成灾的齐武帝萧赜病倒了。七月，上不豫。二十日戊辰，“虏侵边，戊辰，遣江州刺史陈显达镇雍州樊城”。显然，在二十日之前，齐武帝萧赜得到了一条重要的边疆警讯。根据前文萧子懋出镇雍州时萧赜的吩咐，很容易推断出是南阳舞阴等地传来了魏孝文帝诏造河桥、各地州镇兵向洛阳云集的确切消息。这一情报，让朝野上下“忧惶”万分，认为 “戎事不小”，又将孝文帝的南伐解读为一场严肃而来势汹汹的战争。

确实，魏孝文帝的迁都，“外示南讨”，为了胁迫旧贵族南下，动员天下百万大军，声势浩荡。当年苻坚、拓跋焘的南征，也不过如此。那两次南北之战，虽然最后都是南方得胜，但无论淝水、瓜步，南朝都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淝水战胜，谢安尚且断屐齿而不知；瓜步之危，宋文帝北望而悔封狼居胥。如今，这样的国家危亡关头，又出现在齐武帝萧赜与满朝文武的面前。这就是齐武帝萧赜为首的萧齐王朝，对于北方的行动产生的第二次误读。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勾勒出永明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前后的情形。边疆警讯传来，北方大举南侵，来势汹汹，皇帝原来的形势判断失误，错过了应对的大好时机。皇帝为此忧惧疾笃，紧急派遣陈显达这样“当今将略，足委以边事”、“身极鼎将”的朝廷“爪牙柱石”前往北方前线，替代雅好文事的晋安王子懋，统筹战事；朝野上下惶恐万分，如竟陵王萧子良之流开始招募私兵，王融等人开始谋划拥立萧子良，并得到了士族舆论的理解（“若不立长君，无以镇安四海。王融虽为身计，实安社稷”）。可以想见，当其时，整个南朝朝廷与皇帝，其内心惊慌失措与忧惧惶恐到了何等地步。

由于年代的久远，并没有材料可以告诉我们萧赜究竟是何时病倒的。但根据情理推断，从萧嶷、萧长懋的相继去世，从永明十一年开始，萧赜的身体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这是毋庸质疑的。本纪称七月，萧赜开始不豫，并没有明确系日。紧接着称“虏侵边，戊辰，遣江州刺史陈显达镇雍州樊城”，“戊辰”放置在“虏侵边”之后，不禁让人遐想，萧赜恰巧在此时病倒，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然而无论萧赜的病情源于何时，在七月二十日发展到什么程度，北朝南侵的消息无疑给了他最沉重的一击。

豫章王萧嶷曾对齐武帝萧赜说：“古来言愿陛下寿偕南山，或称万岁，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怀，实愿陛下极寿百年亦足矣。”齐武帝萧赜回答称：“百年复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齐武帝萧赜并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皇帝，在位期间“治总大体，以富国为先”、“府藏内充，民鲜劳役”，在统治的后期，甚至开始规划北伐，准备收复中原失地，其雄心与国力，彰显出永明之治是自宋文帝元嘉之后，南朝又一个强大昌盛的年代。然而萧嶷、萧长懋的相继去世，让皇帝处于一种极度虚弱的状态，而魏孝文帝来势汹汹的南伐，把虚弱的齐武帝逼上了绝路。

永明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躺在延昌殿的齐武帝，或许正在回望自己的一生，但更多是在纠结眼前的困境。自己病重垂危，命不久矣；皇太孙刚刚册封，立足未稳；朝野上下，忧心忡忡，流言纷纷。严重而无解的时局，深深地了伤害萧赜的身心。他无法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忧心于“皇业艰难，万机事重”，更害怕于“魏军将至”，病情急剧一发不可收拾。就在北边警讯传到不到一个月，派遣陈显达出镇之后仅仅十天，七月三十日戊寅，齐武帝萧赜，留下了“不能无遗虑耳”的遗言，驾崩于延昌殿，终年五十四岁。而在他死后仅仅七年，烜赫一时的萧齐王朝，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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