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酷吏治国”的一个高峰期，以致司马迁著《史记》，专门辟出《酷吏列传》，集中记述了西汉十一名酷吏的故事，其中有十名即活跃于武帝时代，分别为：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和杜周。

　　汉武帝时代之所以酷吏辈出，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这是申韩法术在汉代的回流所致，诚如钱穆所言，“汉初制度、法律一切全依秦旧。战国晚年申韩一派的法家思想，遂继黄老而为汉冶之指导。此种趋势，在文、景时逐渐开展。一面汉廷削平吴、楚七国之乱，一面又渐渐有所谓‘酷吏’出现”（《国史大纲》）。从具体的时代背景来看，经过几十年“无为之治”之后，在文帝、景帝与武帝时代，民间游侠与豪强崛起，朝间列侯与大臣恃强，隐隐然对国家权力与专制皇权形成了威胁。对于意欲打击豪强、惩治权贵、重新进行权力洗牌的汉武帝来说，他要下一盘很大的棋，而酷吏正好充当他棋盘上的车马炮。

　　酷吏出身寒微（上述十名酷吏，除了周阳由为世家子弟，其他九名均起自卑微，义纵与王温舒还曾经当过盗贼），无私门可凭倚，因而易于帝王驱使。而且，酷吏心狠手辣、铁面无情，敢于以铁腕手段贯彻上峰的权力意志，所以在“打黑”、“维稳”方面（比如打击不听话的豪强、摧抑势力坐大的商贾），往往表现出色，一旦他们干出了政绩，则获皇上赏识。

　　义纵在长陵及长安县的县令任上，由于“直法行治，不避贵戚”，甚至将太后外孙脩成君的儿子逮捕法办，武帝觉得他很能干，便提拔他当河内郡都尉，掌管一郡治安——如果了解汉代皇帝与外戚之间的权力斗争，我们便不难理解武帝为什么要对胆敢冒犯贵戚的义纵加以重用。义纵也不负皇上厚望，一到任就将当地豪强穰氏灭族，一时间“河内道不拾遗”。有此政绩，皇帝又升他当南阳太守。

　　与义纵同为盗贼出身的王温舒，发迹履历也跟义纵差不多。王温舒在当广平郡都尉时，“打黑”的手段很有一套：先在郡中挑选十余名好汉当属吏，“以为爪牙”，又将这些人所犯的罪行掌握在手，作为把柄，然后纵使他们去督捕盗贼。凡替王都尉卖命的，虽有百罪，也不追究；而不肯卖力的，王都尉则抓住他过去所犯的罪行，处以重刑，甚至灭族。这些爪牙当然要卖力卖命啦，“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武帝听说后，擢升王温舒为河内郡太守。

　　这时义纵已从河内郡升迁他郡。王温舒在河内郡掀起的“打黑”风暴，让义纵之前对穰氏一家的灭族血腥一下子变成了毛毛雨。王太守早在广平郡之时，就已经将河内郡的“豪奸之家”摸了个一清二楚，至河内后，立即尽捕“郡中豪猾”，共计千余家，然后奏请皇上将重罪者灭门，轻罪者处死，抄家没收财产。武帝立即准奏，于是王太守大开杀戒，导致河内郡“流血十余里”，不但道不拾遗，而且“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让王温舒执掌京师的政法与治安。

　　然而，酷吏虽以“能干”受重用，最后的命运却多以凄凉收场。《酷吏列传》记述的十一名酷吏中，除了杜周得以善终之外，其余十人均无好下场：景帝时代的酷吏郅都被窦太后处死，宁成和尹齐被治罪，周阳由和义纵都被处以弃市之刑，张汤、减宣和王温舒自杀。杨仆与赵禹的人生结局稍好一点，杨仆病死，赵禹则因犯事罢官，接受“休假式治疗”，最后老死家中。

　　西汉酷吏之所以无善终，以我阅读《酷吏列传》后的感觉，倒不是因为所谓的“狡兔死，走狗烹”，而是死于官场的倾扎与自身的罪孽。郅都被处死，是因为他迫害了临江王；周阳由因与同郡太守申屠公争权，互相告黑状，而双双获罪；张汤则受仇家陷害下狱，自尽谢罪；王温舒因接受部下贿赂及其他罪行被捕，畏罪自裁；减宣也是畏罪自杀。其中宁成与义纵、张汤与减宣之间“狗咬狗”的故事，更是显示了酷吏政治的险恶。

　　宁成以铁腕著称，被景帝任命为中尉，专门对付那些犯法的贵戚与豪富，搞得“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后，调任宁成当内史（京师行政长官），这时，惧恨他的外戚纷纷出来揭发他的罪行，将他送入监狱。宁成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越狱逃回家乡南阳，购田放租，几年后，皇帝大赦天下，宁成也积了“数千金”的家产，于是耀武扬威，“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驱使当地百姓的权威比太守还大。昔日的“打黑”英雄成了社会“黑老大”。

　　但倒霉的是，宁成遇上了更加心狠手辣的义纵。义纵由于在河内郡“打黑”得法，升任南阳太守，一到任，就将宁氏家族抓起来审讯，彻底瓦解了宁家在南阳的势力，宁成也被治罪。义纵铁腕“打黑”的成绩得到武帝的青睐，调他到京师当内史（恰好是宁成当过并且落马的官职），因为京师一带，豪民为奸，私铸五铢钱，其时赵禹、张汤虽以严酷出名，位列九卿，“然其治尚宽，辅法而行”，意思是说，“打黑”不力，朝廷需要义纵来施展霹雳手段。义纵上任后，杀了许多人，可是“奸民”却越杀越多，连朝廷的监察官都看不过眼。后来，一个叫做杜式的官员逮住义纵妨碍公务的机会，控告义纵犯了欺君之罪，义纵遂被弃市，下场比宁成还惨。

　　张汤受陷害入狱时，减宣曾经落井下石，张汤最后绝望自尽，有减宣“助一臂之力”。其后，减宣因为追杀一名属吏，不小心将箭射到上林苑的门上，犯下大逆不道之罪，被判了灭族之刑，只好步张汤后尘，自杀。冥冥中，似乎报应不爽。当然这不是造化的报应，而是因为，申韩法术的回流与酷吏政治的推行，将官场搞成了赤裸裸的斗兽场，一再上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丛林政治活剧。酷吏在率兽食人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自挖坟墓。说到这里，我们应当发现，儒家希望将政治纳入德性秩序之内的努力，未必就是阔迂。所谓“仁政”，难道不正是暗合了哈维尔主张的“反政治的政治”精神吗？

　　酷吏当政，除了毒害了政治伦理，也摧毁了社会的优良治理秩序。虽然酷吏的铁腕可以收一时之效，使地方社会出现短暂的“道不拾遗”局面，然而，社会的自生活力及礼俗秩序被严重破坏，政治高压一过，社会立即溃崩。《酷吏列传》说，自王温舒以严酷手段治政之后，郡守、都尉、诸侯等大都效法王温舒，但结果，“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如此看来，太史公在《酷吏列传》开篇引用孔子之话：“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当然有他的深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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