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朝鲜，甲午战争让其从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进一步朝全殖民地社会沦亡，这个事实上在当时赤贫至极的国度，内在上更加迫切需要彻底的现代化变革，于是有了后来的历史结果。

　　在朝鲜王朝开国太祖李成桂之后的500年里，朝鲜和中国一样，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在1876年，朝鲜全国的人口为1688万，其中80%以上是农业人口(当时日本和欧洲的农业人口在65%左右)。

　　虽然伴随着农业的发达，朝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商业和手工业，但是商人和工匠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以工匠来说，他们和明朝的“匠户”一样，从身份上来说是官府的奴婢，按照户籍被编为固定的“京工匠”和“外工匠”，一旦官府有令，工匠就要无报酬地为其制作各种物品。

　　商业也不发达，朝鲜王朝时期，只有在汉城(京城)、开城(松都)和义州(龙湾)三地有势力强大的商人阶层，被称为“京商”、“松商”和“湾商”，其中京商以贩卖王室和士大夫所需的奢侈品为主，松商和湾商则经营对中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20世纪初朝鲜京城、开城等地的商业巨头，比如大昌贸易株式会社、泰昌财阀、永信社、高丽参业社等等，其祖先都是经营对华贸易的京商或松商。

　　朝鲜王朝对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是人参，此外还有高丽纸、花席、刀子、海产，以及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等贵重成药，从中国进口高级绸缎、药材、书籍，以及针线刀剪、烟袋算盘、笔墨砚台等日用品。朝日贸易在18世纪之前是朝鲜出口人参和中国丝绸、换取日本的白银和砂金。19世纪初日本限制金银出口，朝日贸易的主要内容变成了朝鲜出口牛皮，从日本进口铜。

　　崩溃的货币体系

　　朝鲜本国的商品经济落后，货币流通量也少。李朝初年仿照明朝发行了楮币(纸币)，但是由于增发、滥发，楮币很快就失去了作为货币的信用。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朝鲜人在纳税、交易、置产，乃至行贿时，最常用的货币是装在稻草包里的大米，其次还有麻布和棉布。朝鲜流通的铜钱一方面依赖从中国进口，另一方面从1423年开始铸造本国的铜钱“朝鲜通宝”，1678年又铸造了“常平通宝”，铸钱所需的铜全靠从日本进口。

　　由于朝鲜的钱法紊乱，朝廷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允许户曹、常平厅、赈恤厅、训练都监等文武官署自行铸造铜钱，导致恶钱、私钱泛滥。这些铜钱成色低劣，重量飞薄，被称为“叶钱”。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拜尔德女士在其著作《朝鲜和她的邻居》中写道，1894年时，虽然汉城、开城等大城市和仁川、釜山等通商港口已经可以使用日元纸币，但朝鲜内地仍用铜钱当货币，1美元能兑换3200枚铜钱。10英镑换成的铜钱需要用六个男人来抬，这给外国旅行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1893-1894年，淮军将领聂士成曾考察了朝鲜北部。在朝鲜咸镜道的富宁府，聂士成曾与当地府尹笔谈，府尹感慨说“自从就任该职，已经四年，如今亏空公款四千余贯，上国大人见到国王时，望代为吁恳”。 聂士成对于甲午战争前夜朝鲜的观感是“城池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积蓄。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当时朝鲜虽然已经开辟了仁川、元山等贸易口岸，但是“各海口出产稀少，不通商贾大道，无甚起色”。

　　恶臭的京城

　　1894年前后，伊莎贝拉·拜尔德和日本驻汉城领事馆书记生盐川一太郎也曾像聂士成一样游历朝鲜，并将见闻各自写成书。他们在书中不约而同地对当时朝鲜经济落后的面貌有所描述。连作为首都的汉城，街道都充满了泥泞和恶臭，路旁堆满了垃圾，人们随意在街上倾倒大小便，载运货物的牛只也随地便溺。日本作家原田敬一在《日清·日露战争》一书中也写道，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乘船在元山登陆的日本陆军士兵一上岸，就被空气中弥漫的臭气和道路上的粪便、猪群惊呆了，不少日本士兵被扑鼻的臭气熏得当场呕吐。

　　盐川还观察到当时朝鲜的农业水平非常落后。河川堤防普遍失修，一旦霖雨连绵，就必然会暴发洪灾。由于百姓砍伐树木当燃料，山丘全都变得光秃秃的，降雨稀少，旱灾频仍。此外田地里大多没有引水灌溉的工程，农民面对旱灾手足无措。此外朝鲜的农具和施肥方法都没有得到改进，与日本17世纪江户时代的水平差不多。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大量工业人口，工厂主选用廉价的朝鲜米作为工人的主食。米和大豆成为当时朝鲜最主要的对日出口物资。由于大量出口，导致朝鲜国内米价上涨，从1886年的每石2600文左右迅速涨到了1903年的每石8589文。另一方面，由于从日本大量进口白棉布、食盐、烧酒、洋钉、洋伞等商品，朝鲜传统的农村手工业受到了严重打击。

　　拜尔德和盐川两人在甲午战争前后对朝鲜的最大观感是，一方面当地民众生活困苦，另一方面作为特权阶级存在的两班(士大夫阶层，两班指的是上朝时的东班和西班，即文武官员)和政府官僚却极尽掠夺、榨取之能事，已经成了祸害朝鲜的吸血鬼阶层。按照“祖制”的规定，朝鲜官员的俸禄非常微薄(按照《续经国大典》的规定，正一品官员的月俸只有米三石八斗、豆二石)，因此受贿和贪污腐败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的原因，就是京城武卫营和庄御营的士兵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俸禄，当全罗道运来一批漕米、好不容易发放一个月的俸禄后，又遭到宣惠厅堂上官闵谦镐的克扣和中饱，米中掺入大量米糠和砂石，不堪食用，导致愤怒的士兵发动哗变。

　　朝鲜王朝的官员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概念，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对商业阶层进行无休止的诛求。地方商人要缴纳的税收包括“官分”(交给地方官府)、“营分”(交给兵营)、“洞分”(交给洞、里等底层行政单位)、“贸易分”(营业税)，以及交给国王、王妃、世子、义和宫、龙洞宫、竹岘宫(均为王室宗亲)的孝敬费用等等。两班和官吏常以“借钱”的名义向商人索取钱物，如果不及时孝敬，就要被抓到官府拷打。作为既得利益阶层，这些人还反对对朝鲜实行任何方式的内政改革。

　　甲午战争日军占领朝鲜后几个月时间里，朝鲜的“军国机务处”推出了208项重要的内政改革措施，包括新订官制、设内阁总理大臣、改六曹为八部、捕盗厅改为警务厅，以及废除科举考试等等。经济方面，新政府把分散在王室、户曹和宣惠厅手里的财政及赋税大权统一收归度支部，废除实物纳税，实行银本位制，发行白银、白铜、赤铜、黄铜四种新式货币(银币一两等于旧铜钱一百枚)。其他的改革措施还包括统一度量衡、废除清朝光绪年号、废除公私奴婢、禁止贩卖人口、禁止早婚、惩治贪官、改善贱民待遇等等。这些改革措施被统称为“甲午更张”。

　　千年外债

　　1895年2月，日本驻朝公使井上馨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经济状况的报告。在1894年(甲午年)，朝鲜的岁入为749万日元(按照日元与银两的兑换比例1:0.644换算，约合纹银482.4万两)。在朝鲜的岁入来源中，地税为500万元，平安道地租50万元，红参税18万元，渔业税和盐业税1.2万元，屯田税30万元，户赋钱100万元，海关关税50万元。骇人听闻的是，当时朝鲜积欠的外债(包括向日本第一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清朝招商局、同顺泰票号的借款等)竟然高达7.12亿日元(4.585亿两)，内债也多达9.46亿日元(6.09亿两)。朝鲜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在每年96万日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不计算利息，朝鲜要偿清这些外债也需要花1727年的时间。为偿还债务，一方面要把朝鲜每年的全国预算支出压缩到650万日元以下，另一方面要设法增加朝鲜的政府收入。

　　“甲午更张”虽然有不少内容是为了社会发展而应当实施的条款，有利于朝鲜向近代化国家转型，但由于是在日本的武力背景下、由亲日派来主持实施的，因此在朝鲜国内引起了激烈的反弹。1895年底，闵妃试图借助俄国的力量来排除日本的势力，被日本公使三浦梧楼派日本军人和浪人杀害。随后成立的第四次金弘集内阁在日本的鼓励下推行更激进的“乙未更张”，包括颁布“建阳”年号、使用公历、建立邮政网、在全国建设小学、推行种痘等措施，同时还下令全国男子剪发，在朝鲜社会引发剧烈骚动，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兵运动。翌年2月，不堪忍受日本挟制的朝鲜国王李熙逃入俄国公使馆，金弘集内阁垮台，随后建立起以金炳始为总理大臣、李完用为外务大臣的亲俄政权。

　　1897年8月，朝鲜年号改为“光武”，同年10月12日，朝鲜高宗李熙称帝，建立了寿命只有十三年的“大韩帝国”。这一时期朝鲜的改革以“旧本新参”(指以旧制度为根本、参酌新事物)为基本路线，在政治上趋向保守，同时推行经济和军事的近代化。从1897年到1904年这段时期，大韩帝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后世总结为“光武改革”。

　　“光武改革”推行的改革措施与辛丑条约之后晚清政府推行的“慈禧新政”有很大的相似程度，都带有浓厚而急进的西化色彩。最显著的特点是君权的极度膨胀，各部的权力逐渐被削弱，一度准备改造为议会的中枢院也变得有名无实，一切权力都向代表宫中势力的宫内府集中，宫内府下属的内藏院代替度支部，成为全国财政赋税的核心机构;宫内府警卫院代替警务厅，总管全国警察事务;宫内府铁道院管理全国铁路干线;宫内府通信司代替电邮局，管理全国邮传电讯……这与晚清推行的“皇族内阁”有异曲同工之妙。

　　邮传铁路方面，1899年大韩帝国从法国手中收回了京义线铁路(汉城-新义州)的敷设权，并修建京元线(汉城-元山)、湖南线(汉城-大田-木浦)等新铁路干线。不过，京仁线(汉城-仁川)和京釜线(汉城-釜山)两条重要铁路干线的敷设权被日本人所把持。1900年韩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到1902年已经开通了汉城、仁川、平壤、釜山等地之间的长途电话。殖产兴业方面，大韩帝国时期采取鼓励工商业的政策，在日俄战争前出现了大朝鲜苎麻制丝会社、汉城织造会社、汉城电气会社、仁川邮船会社、大韩天一银行、汉城银行等一系列新型企业。

　　大韩帝国在“光武改革”时期主动对外开放了木浦、镇南浦(今朝鲜南浦)、马山、群山、城津(今朝鲜金策)等通商港口，以及平壤等内陆城市，允许外国商人和侨民自由居留。同时利用美俄等国的外资发展电车、自来水等公用事业。1898年批准与美国合资的汉城电力会社建设首都的供电系统和有轨电车系统，汉城自来水公司也有美国商人的参与。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韩帝国在1901年宣布实行金本位制度，请日本的大阪造币局代为铸造年号“光武”，面值5圆、10圆和20圆的金币(成色90%金、10%铜，与日元等值)，并在1903年设立了韩国中央银行。“光武改革”的另外一项重大措施是被称为“光武量田”的全国土地丈量工作，聘请美国的测量人员，依据西洋式方法丈量国土，并依据丈量的结果重新授予地契。这是进行全国土地开发的前奏。在进行土地丈量的同时，还对韩国全国的山林、矿产、水力等资源进行调查。不过，由于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以及日军占领韩国，“光武量田”在丈量了全国土地的2/3后就被迫中止了。“光武改革”的进程在1904年因日俄战争爆发而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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