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联合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点燃这场大乱“导火线”的是景帝刘启的老师晁错，晁错提出的一项《削藩策》直接威胁到吴王等诸侯王的封地，故叛军打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大旗，举兵西进直逼汉廷。刘启无可奈何，只得听信曾与晁错结怨的袁盎（原吴国宰相）之“馊招”，以巡察市中为名将恩师悄悄地骗至东市“腰斩”。可怜的晁错就这样穿着朝服做了冤鬼。晁错发展了“重农抑商”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增加农业生产，振兴经济；在抵御匈奴侵边问题上，提出“移民实边”的战略思想，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攻掠；政治上，进言削藩，对后世影响甚大。
刘启本想“丢卒保车”，岂料晁错一死，刘濞不仅不退兵，反而变本加厉，自称“东帝”，公开声言要夺取皇位。其实，埋下这场大乱“导火线”的正是刘启本人，起因则是为了一盘“六博”棋之输赢。是故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中国历史上由一盘棋引发的一场著名内乱，晁错不过是提前点燃了那根“导火线”而已。
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这刘濞是汉高祖刘邦兄长刘仲之子，于汉高祖十二年（元前195年）被封为吴王。当年有面相人曾告诉刘邦“五十年后东南必有乱”，指的便是刘濞相有“反骨”。话说刘启做太子时，吴国太子进京朝见汉文帝，期间曾陪伴刘启边饮酒边下“六博”棋玩耍。这“六博”又称“陆博”或“博”，是最古老的棋戏。由出土文物可知，六博棋包括棋局（即棋盘）、棋子、箸(即骰子)及博筹，行棋方法主要包括大博和小博两种。西汉及其以前的博法为大博，以杀“枭”为胜，即对博的双方各在己方棋盘的曲道上排列好六枚棋子，其中一枚代表“枭”，五枚称作“散”，用“箸”六个。双方轮流掷“箸”，根据所掷“箸”的数量行棋。最终以杀掉对方“枭”决定胜负，即《韩非子》中所言“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类似于象棋中的“杀将夺帅”。
喜好六博的刘启与吴太子在棋盘上杀得天昏地暗。这刘濞之子所拜师傅都是楚人，生情狂傲，争强好胜，在博戏过程中与刘启争棋路，态度恶劣，出言不逊，并未把当朝皇太子放在眼里。刘启盛怒之下便拿起棋盘猛击吴太子，估计是击中了要害处，竟将其打死了，玩棋闹出了人命。朝廷将吴太子灵柩送回吴地安葬，刘濞恼怒地说：“天下是刘氏一家的天下，死在长安便葬在长安。”就令人将灵柩送回长安安葬。自此，刘濞便仇恨刘启，并产生谋反的念头。
刘濞开始称病不去长安行秋季朝见皇帝之礼，仅派遣使者进朝。汉代诸侯王每年需朝见皇帝进行“述职”，这个制度周代即已实行，是天子对诸侯的一种约束。《孟子》有载“诸侯朝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二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六师移之。”可见诸侯胆敢不朝见皇帝，按古法即是死罪。刘濞既然敢如此而为，便已作好拚死一搏的打算。当时，朝廷拘留并审问吴使，使者只得据实交代刘濞是因为痛失太子心生恐惧才称病。汉文帝或许是考虑到刘濞的丧子之痛，或许是为笼络刘濞，便网开一面，赏赐刘濞几案与拐杖，说是照顾他年事已高，以后不必前来朝见。此事总算暂时平息了，刘濞也自此二十多年不朝。
但刘濞对刘启的怀恨之心难释，复仇谋反之心不死，时刻准备着取而代之，心想着“刘家的天下，这皇帝该姓刘的轮流做”。吴国产铜、滨海，刘濞收罗全国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财力可与朝廷匹敌，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收赋税，百姓应该为朝延服役时，刘濞便发给代役金，另外雇人去服役；每至年节，他拿出大把的钱慰问贤士，赏赐百姓。因此，刘濞在吴国的威望极高，举兵起事时他振臂一呼，竟动员了二十多万人参战。那些逃往吴国的其他郡国罪犯，都被刘濞养起来，禁止别国官差入吴境捕捉，这些人自然对刘濞感恩戴德，甘愿效犬马之劳。刘濞还以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以图在政治上获取支持。可见，刘濞一直在为复仇谋反做准备。
文帝在位时，刘濞还不敢轻举妄动，一是文帝对自己不薄，二是无起兵的合适理由。当年，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奏请治刘濞之罪，但文帝不忍心惩罚他。刘启继位后，早已看清刘濞必反的晁错便加紧劝谏刘启削藩。晁错曾经对刘启说：这刘濞是“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资治通鉴》）晁错的意思是，自从皇帝您打死刘濞的儿子后，刘濞便矢志反叛，而且迟反的祸害更大，不如逼其早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引发“七国之乱”的真正“导火线”正是那盘六博棋，而晁错起的作用只是提前点燃了那根“导火线”。发生在西汉的这场“七国之乱”，最终凭借刘启胞弟、梁王刘武的全力阻击，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三十六将军以奇兵断绝叛军粮道，历时三个月得以平定。但它却给后世留下发人深省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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