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末，学术界、理论界曾对曹操进行过一次密集型讨论，曹操成为一时的话题人物。2009年年底，时隔半个多世纪，一座坐落在河南安阳安丰的大墓被发现，有声音说，墓主人是曹操，这墓就是高陵，曹操又一下子成了时代的话题人物。在这真伪之辨仍将继续，出土材料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科学分析的时候，我们怎样认识这位已经逝去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人物呢?恐怕还得要从传世文献中有关曹操的材料与记载入手，力求认识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曹操。这就涉及到怎样来阅读这些史料、史书的问题，也即如何求真的问题。
目前最早、较为全面记载曹操的史书，是西晋人陈寿所编撰的《三国志》。从史书编撰体例上讲，《三国志》是一本纪传体断代史，体例决定了《三国志》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叙述历史。但是，史书的叙述有它的局限性，不可能纤细入毫地去反映传主的生平。就拿曹操来说，《三国志·武帝纪》是曹操的本纪，整篇文字按时间线索一路走下来，最后以陈寿的评语作结。除了对少年曹操有过色彩化的描述——“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外，其他基本上都是事连着事，众多的人物、地点纷至沓来，流水账般地翻篇而过了。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看，这样的叙述没有主题，缺少细节，传主形象太过虚化，使得处于陌生时空中的后代读者要想了解一个血肉丰满的曹操，基本上很困难。
然而，从史书编撰的角度看，纪传体史书中的“纪”，作为帝王级人物的专属版面，负有双重任务。一重任务，要反映传主的事迹;第二重任务，要建立时代坐标。在编撰手法上走简约的路，应是不二之选。否则，要在时代大背景下展现曹操风采，记录下曹操的方方面面，岂是几万言可以实现的?
史料缺乏易使后世评价“孤证可立”
到了后来，《三国志》中简约化的曹操逐渐被色彩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有了新材料。陈寿《三国志》本文传世大约百余年后，出现了南朝宋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以下简称裴注)。依照裴松之自己的话说，他的目的是为了弥补陈寿记史简略的缺憾。从记载上看，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是受诏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这就意味着，在那时，官方要从《三国志》中获取治世的经验和教训，已经感到不怎么方便了。而裴松之完成任务后，上呈御览，当时的皇帝给予了赞许，认为裴注可以“不朽”。“不朽”当是很高的评价，这是对裴松之复原历史形态的认可。也就是从裴注诞生之日起，它已经与陈寿的本文珠联璧合，离开了裴注，《三国志》的魅力是要打折扣的。
通过裴松之的工作，出现在后世读者眼前的曹操，形象丰满起来，从单一的《三国志·武帝纪》中的简约化的曹操，一下子扩大到裴注所引述的众多材料中的曹操。这些被裴松之引用的材料，除去专作训诂的以外，用来补充史实的大致在30种左右。而这30种左右的材料，多的是史书，少的是史料。我们知道，史料是编修史书的基础，是史实的源头。在史料匮乏的条件下，判别史书叙事的真伪，极可能陷入到孤证难立的境地。依赖裴注流传下来的众多史书，无论是汉魏人作为当代人撰写的当代史，还是两晋人编撰的前朝史，相比陈寿《三国志》而言，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多情节化的叙事。这也构成了后世在描述曹操时出现言不尽意情况的源头。
有情节的叙事可以营造历史的情境，但是人物一旦进入情节，就不可避免地被色彩化、感情化。以曹操杀吕伯奢家人来说，这一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三国志·武帝纪》未载此事。陈寿编撰《三国志》所依据的王沈《魏书》，则讲杀人动机是因吕伯奢之子和宾客起了歹意，要抢曹操财物，曹操属于正当防卫;西晋人郭颁在《世语》中则认为曹操疑神疑鬼而杀人;到了东晋，孙盛则让曹操开口说话了，“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后世对此事的判别，一是杀人成立;二是王沈是魏臣，要为老主遮丑，且王沈《魏书》就是为时讳的书，价值不大。其实，这种判别依然是存有问题的。疑神疑鬼是想当然尔，负人负我之话是否有据可查?无人追寻。难道距离历史现场越远，真实就会再现?——简单化地对待材料，孤证可立的倾向，正是后世读者受色彩化影响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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