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在其《论正统》中说，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统之既立，然后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蛮野而不得谓之不义。而人民之稍强立不挠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诸恶名，以锄之摧之。”而一般的封建官僚士大夫，则“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正统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到了清代已达到了高度完备、登峰造极的顶点，与之相适应的封建正统皇权思想、忠君思想等政治伦理观念，更是根深蒂固，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既然皇帝乃“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因此君主的权力，决不能有任何人分享。否则，即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天下人人得而诛之。在震惊中外的“辛酉政变”中，清廷决定从热河回銮北京之时，肃顺等人自恃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显然轻估了皇权思想对朝臣的巨大影响力量。而慈禧太后与小皇帝回銮北京后。则竭力利用满朝文武的正统皇权思想和忠君意识，将自己打扮成长久受人欺侮的孤儿寡母，肃顺等人则是欺君藐上、专权谋逆的乱臣贼子，直如西汉王莽之于汉平帝及孺子婴，东汉董卓、曹操之于汉献帝等。慈禧与小皇帝刚至北京郊外，慈禧即对循例前来郊迎的元老重臣“涕泣”，“缕述三奸欺藐之状”，争取众多大臣的同情。大学士周祖培奏称：“何不重治其罪?”其实早在热河之时，慈禧即密令醇郡王奕谋起草上谕，罗列了肃顺等人“不能尽心和议”，反对清帝回銮等罪名。她正是利用弥漫于朝野上下的正统皇权主义思想，发动了朝局之变，开两宫垂帘听政，这是咸丰帝万万始料未及的。

　　1861年11月2日，奕沂与文祥、周祖培等人入朝待命，载垣、端华等阻止说：“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诉等人立于宫门之外。未久，有旨下，命将肃顺、载垣等人治罪。载垣、端华厉声喝斥道：“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赞襄政务王大臣与慈禧、奕诉的斗争已经公开白热化，文武百官及兵丁侍卫面临着是忠于“王事”，维护皇权，还是倒向赞襄政务王大臣一边的抉择。奕沂紧紧抓住人们的正统皇权和忠君思想，大声喝道：有王命在此，“谁敢者?”遂有“侍卫数人来前，褫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薛福成：《记咸丰季年载垣、端华、肃顺之伏诛》)另据王闫运的《祺祥故事》记载，当奕诉向载垣、端华出示将其治罪的上谕时，两人面对赫赫皇权、皇命“皆相顾无语”。奕诉问其是否遵旨?载垣等只得向皇权低头称：“焉有不遵”，遂束手被擒。由此可见，慈禧等人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虽奉有咸丰帝遗诏的赞襄政务王大臣，也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充分显示出来，诚如台湾学者庄练先生所说：“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

　　就慈禧个人而言，她的确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人们切不可忘记的另一点是，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并非仅仅是其具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本领或手段，而是其特殊的地位和身分。她占有新帝生母的有利地位，更便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以后对恭亲王奕沂的多次贬抑打击中，在其维护个人权力的诸次斗争中，都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而反过来，严酷的封建专制让举国上下一潭死水，长夜无歌。臣关系变而为一种绝对的服从依附关系，后来则发展为“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死节愚忠观念。在这种国家政权之下，当权者人人噤若寒蝉，谁敢轻易发表不同的声音?不但大多数人“不说话”，少数人说了，留下白纸黑字，会招致更大麻烦。焚书坑儒，以言贾祸，史不绝书。即使偶尔有正直之士敢于发出一点称世之音，虚骄自大的最高统治者又何能听得进去?例如，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八个总督中只有一个摇摆观望，其他都反对依靠这些愚民的骗术“扶清灭洋”;还有一大批巡抚持同样的态度。在决定和还是战的关键时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在京大臣也一再上疏或在慈禧和光绪皇帝面前直言，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他们义正辞严地指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国乎?”(《清史稿》卷466)可是，在专制制度下，独栽者不但听不进去这些常识，还把他们的脑袋砍掉!这样的专横残暴，在一些有法治传统的西方国家，即使在中世纪也是不容许的。例如，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第39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而在中国，时至19、20世纪之交，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仍没有任何位置。这当然不是某些人的认识问题。认可专制权威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加上民间社会力量尚不足牵制这些专制统治者，使他们无法为所欲为;合理的民主政治制度结构也就难以建立了。

　　中国人造出世界第一张纸，却没有确立书写自由的制度。“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我们决不能低估，更不可无视正统皇权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胜利，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国的国体问题，从字面上看，应该说已经解决了。可是，除了袁世凯、张勋之流想公开挂出“帝国”招牌外，众多武人、政客和御用文人心里想的、实际干的仍然是独裁专制的勾当。

　　历史经验已经一再证明，中国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他们不是不懂得建立现代文明法制的好处，而是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不应再揭的旧疮疤，请再看看两年前的景象：几个少不更事的文人炒作狭隘民族主义，《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书籍的大行其道。另一本《中国没有榜样》更声称是“一本从全球视野看待中国崛起模式”的普及性读物，他们的口号是：“西方不是上帝，美国不是救世主”;“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激情之书;澄清中国观念谬误的清醒之作”。他们似乎忘记了，当年的中国帝王只知道当别国的“榜样”，却不知道吸纳外国的先进经验，他们从来不屑于“蛮夷之术”，以致当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在国门耀武扬威时，还有人沉浸在“刀枪不入”的幻觉中难以自拔。《论语·述而》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认同其他国家的社会准则是包容，取之所长弃之所短天经地义。换句话说，以先进国家为榜样并不等于维护他国利益，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本国的尊严。

　　光绪时期，慈禧太后以瓷胎珐琅瓶一对，赠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维多利亚女王感到十分高兴，于是大开酒筵，招待皇亲和大臣来欣赏瓷瓶。从此，我国珐琅彩瓷轰动了欧洲。能否在真正先进的文明成果面前放下身段，汲取其长，也许这正是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区别所在吧。前人尚能如此，后人想必不会再倒退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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