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将发布一部厚达12000页共61卷的裕仁天皇的官方传记。1990年，在裕仁天皇死后第二年，大批的学者和公职人员就开始了传记的编纂工作。
他问我是否可以审阅书中曾被禁止公开的一个选段，并就天皇对不同历史事件的态度发表评论，包括日本1937年扩大对华战争以及四年后与美国和英国开战；对战犯的审判、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美国对战后日本的占领等。
但是有一个条件：我不能评论裕仁天皇在二战中的“角色和责任”，这是该报严格禁止报道的。由于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一话题，我礼貌地回绝了他们的要求。
裕仁天皇官方传记的出版应当是世界审视二战的契机。太平洋战场夺去了至少2000万亚洲人（包括300多万日本人）以及10多万西方盟国人民（主要是英美人民）的生命。
然而，受日本媒体的怂恿，日本宫内厅却回避了战中和战后的历史的关键问题。新史继续将裕仁塑造成一个受占领日本的麦克阿瑟领导的盟军支持的、善良而被动的傀儡。
我还和其他学者都曾指出，裕仁天皇自1926年即位之日起，就是一个强势、激进而个性复杂的帝王。他从祖父明治天皇那里继承了一套复杂的免责体制，并从内部进行操纵。裕仁天皇（在日本被称之为昭和天皇，昭和是他在位期间的年号）代表了一套意识形态和一种制度——该制度使裕仁能按自己的意愿干涉决策过程，之后大臣们再将内阁的决定呈送裕仁，让他批准。因为他是幕后操作，他们谋士们事后就可以坚称，他只是遵照他们的建议行事。
其实，裕仁从来就不是傀儡。他未能阻止他的军队于1931年入侵满洲里，从而导致日本退出国联；但他批准了1937年对中国的全面入侵，这让日本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他严格控制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批准了1941年对珍珠港的空袭。即使在战后，当一个全新的、美国模式的宪法剥夺了他的君权，他还是在继续干预政治。
从我读的内容来看，官修版传记在编纂时有重大遗漏，并存在任意挑选史料的问题。这不仅是我的观点。日本《文艺春秋》杂志请3名作家半藤一利（Kazutoshi Hando）, Masayasu Hosaka和矶田道史（Michifumi Isoda）阅读书中的部分内容。他们指出，《文艺春秋》10月刊有明显的遗漏。在裕仁天皇与麦克阿瑟将军的11次会面中，仅第一次被详细地记录了。不过，裕仁小学时的作文和他的一些琐事却被记录下来，比如他发现了自己胎盘的掩埋处。
这并不是说官修版裕仁传记毫无意义。研究者共收集了3152份一手资料，有一些是不为人知的。1936年至1944年担任裕仁侍从长的百武三郎将军（Adm. Saburo Hyakutake）的自传就是首次披露。编者纪录了裕仁对日本神道教神性的阐述，完善了裕仁是日本国教最大祭司的说法。编者还收集了文武官员及外交官觐见天皇的确切次数、日期和地点，这是重要的材料。
裕仁是一个胆怯的机会主义者，他不顾一切地维护自己继承的君权。战争并非他的本意，而希特勒和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者同样这么认为。新史详述了他对1928年残酷镇压左派的担忧以及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崛起的抵制，还强调了他在镇压1936年青年军官政变中的作用。这些青年军官企图建立一个更加右倾和更加军事化的政府。传记还称他在军队解散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哭泣。
官修版传记确认，裕仁固执地拒绝投降，即使日军败局已定。他极想赢得苏联的支持，这样能获得更多有利的和平条款。要是日本早点投降，那对日本的轰炸和两颗原子弹的爆炸本可以避免。
战争结束已近70年，为何这段历史依然重要呢？
德国把对纳粹罪行的责任写进了政府政策中，而日本政府从未对战争罪行进行全面的反思。这部分是因为战争有对抗西方大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部分因为美国在冷战早期对欧洲殖民主义的支持。但它也是日本故意选择的结果——受教育体系和媒体的渲染，忽视或歪曲应承担的责任。
在当前政治局面下，新版传记的出版可谓正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自民党正掀起一场运动，以提升日本人的民族主义自豪感。安倍毫不掩饰修改“和平宪法”以增强君主地位的欲望。“和平宪法”第9条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部队。
对传记的谨慎审查符合日本的历史传统，但它让人们对日本美化战争及其现时意义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冲绳人民对裕仁牺牲他们的做法很不满，是他同意了美军对冲绳群岛的无限期占领。日本的邻居韩国和菲律宾对日本忽略或淡化战争的做法无法安心，但他们对美国应对中国崛起采用的军国主义做法同样忧心忡忡。
1989年，裕仁去世，日本掀起了一股研究裕仁的热潮以及他的战争责任长达十年的讨论。如今，日本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平庸增长之后，代际分歧日益加深，而对此日本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如果再不改变，日本将失去提升与亚洲邻国关系同时加深对侵略罪行认识的绝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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