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2日，本版曾登过拙作《戊戌变法的幕后功臣张荫桓》，讲了广东人张荫桓在戊戌变法的幕后所起的重要作用。意犹未尽，其实张荫桓也是变法维新前台一些大事的实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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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空虚，左支右绌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农历甲午年)8月1日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告终。1895年4日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诸岛，赔款白银二万万两，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制造货物……后来由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强割辽东半岛，改为交白银三千万两“赎款”，再后又成为租借……

中日甲午战争的国殇，推动了光绪廿四年(公元1898年，农历戊戌年)的戊戌变法。变法维新需要国家的稳定，需要一定的资金，可是，《马关条约》规定的对日战争赔款就有白银二万万两，国库里怎么拿得出？

张荫桓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遍兼六部侍郎，他以户部侍郎管理国库，从他的《戊戌日记》中可见，当时国库已经相当空虚：

二月，初二(阴历，下同)，“共收银十三万一千余两，共放银十六万九千余两”；初四，“共收银九万六干余两，共放银二十万八千余两”。

三月，初四，“收银二万一千余两，放银十一万八千余两”；二十三日，“收银十五万五千余两，放银二十四万三千余两”。

闰三月，初三，“收银十万二千余两，放银十二万二千余两”；二十二日，“共收银三十万余两，共放银二十九万九干余两”。

四月，初四，“收银十五万余两。”(可是，此前已亏空三十七万四千余两。)二十二日盘库，“共实存银五百七十八万七千八百二十三两七钱九分五厘一”(对一个泱泱大国说来，这是一个不足道的数字，更不要说国债累累。)

五月，初三，“共收银十九万三千余两，共放银十二万三千余两”，(盈余七万两，实尚亏三十万四千余两。)二十三日，“共收银六十余万两”；二十八日，“共放银六十余万两”。(后两笔对消。)

六月，初三，“共收银十七万余两，共放银十一万余两”，(盈余六万两，开年以来仍亏二十四万四千余两。)

十三日，“子斋(户部尚书敬信)另商拨款事”，张荫桓就已经大叹“度支日绌，意外之需日繁，奈何！”

受命于危难之际

改善国家经济状况，最根本的办法是增加生产。光绪皇帝载湉认为，戊戌变法维新先期的“时政最要关键”，是成立矿务铁路总局，领导全国“开矿筑路”，为此特发“上谕”：

“铁路矿务，为时政最要关键……着于京师专设矿务铁路总局，特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王文韶、张荫桓专理其事，所有各省开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俱归统辖，以专责成。”

张荫桓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矿务铁路总局的领导者。可是，起步之初这还只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朝廷要求张荫桓想办法向外国借款还债，“拆东墙补西墙”。张荫桓的《戊戌日记》中也就有了这样的记录：

正月，大年初一(公历1月22日)即“余访赫德商借款事”；初三，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常熟(翁常熟人)函约早到署商借款”，以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为首的“两邸十堂并到，宜有确论”。初四，“常熟拟英、俄两国各借一万万两”。初六，“子斋(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敬信)、仲山(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廖寿恒)、荣相(荣禄)、合肥(李鸿章合肥人)先后到。常熟与恭邸(奕)同到。邸(奕)论借款之难，欲两借。常熟力主两借”。初九，“上(光绪帝载湉)看板后召问德国事，英、俄借款事，昨日各使到署贺年情形”。“旋至署与常熟、仲山、筠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睽号筠庵)同晤英使，仍为借款事。英言：借俄不借英，则索三顶利益。余曰：英、俄皆不借，英可不索？英使唯唯……即电告竹筼(驻德公使许景澄)、子通(驻俄公便杨儒)，达俄外部，以各国皆不借，前议作罢。”

向外国借钱，条件苛刻，张荫桓断然主张“英、俄皆不借”，自己另想办法。

夭折的“昭信股票”

这时候詹事府右中允黄思永递上一个“集股济用折”，建议国家发行“急公股票”。张荫桓一把抓住。从他的《戊戌日记》中可见：

正月，十一日，“常熟候商速议黄思永‘集股济用折’。名曰‘急公股票’，余易以‘昭信’”。会后张荫桓即“电北洋(指李鸿章)询制造票式”。十四日，“户部加班，具奏‘昭信股票’事”……乃决定发行“昭信股票”白银一万万两。由初议、到定案、到报告光绪皇帝，共用四天时间，可见张荫桓对发行“眧信股票”的积极。二十六日，恭亲王奕訢“认股三千，报效二万两。”股票哪来的“报效”？张荫桓好心建议他“将报效之数一并认股”。这位糊涂涂的“恭邸”竟是“怫然曰：‘果尔，则并二万不捐’……”开头就不祥。

二月，初二，“常熟衡论昭信股章程”。初三，张荫桓“遂重订一遍……改正各款”。十六日，再“与常熟论昭信股票事……”

昭信股票很快得到发行。

可是发行“昭信股票”刚始旗开得胜，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就打上了股票的主意。四月初四，翁竟然提出要“商拨七处厘金，纯动昭信股款。”翁同龢要用“昭信股票”的股金，抵国家税收的不足！这还能叫“股票”？

张荫桓一时哭笑不得，恳切向翁同龢谏言：“如此抵拨，不特各省以为儿戏，恐外国亦以为笑。昭信股非岁入之款也！”

“常熟谓：将奈何？余告以原订昭信股办法，拨出岁增五百万的款，现计昭信股断难足额，暂留百万，余四百万拨抵七省盐厘，似尚可行。”他说他已经答应，一定要动用白银四百万两的“昭信股票”股金，抵七省稅收的不足！县官不如现管，浑浑噩噩的“翁常熟”比糊糊涂涂的“恭邸”可怕！然而，“谁官大谁表准”，可贵的“昭信股票”、中国股票之滥觞，就这样轻易被翁同龢毁掉。

不愿为而为之

清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墙倒众人欺，一个又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接踵而至。为了求得国家的稳定图存，张荫桓到处去干他不愿干的事。

先是向英、德借款。昭信股票被毁，有一笔日本债务到期要还，朝廷又让张荫桓去借外债。既是燃眉之急又是朝廷之命，他不想借也得借。据张荫桓的《戊戌日记》，他去求英国人赫德代说合日本公使宽限还期。“日使力言政府不能展缓还期之故，而荐荷兰使代商借。”李鸿章“傅相即函订荷兰使明日来”。荷兰公使来晤而借款不能落实。张荫桓只得再“约赫德至东院商借款，赫德以抵款有着，可办到。”翁同龢对赫德的乘人之危恼火，户部再议却还是“将散，常熟袖出两折，手写《淞沪厘》、《宜昌盐厘》两款，嘱余往商赫德”。七天后赫德有了准信，“常熟约子斋与余访赫德商借款，遂同赴户部筹拨货厘、盐厘各数”。次日“子斋来，言已将抵款交赫德，携回草合同稿，常熟留阅”。后经“恭邸颔之”，“户部公核合同”，翁同龢到赫德处“将底稿订明”，“李鸿章阅稿以为周妥，便促早日画押”。次日正式签订借款合同，李鸿章在场。这就是英、德借款的全全过程。

让张荫桓感到伤心的“尤甚者”，是他奉命跑腿办事、李鸿章、翁同龢定夺，胡孚宸却独参他“借款图私利，不借便宜之债，而借息扣极重之债”。

接着是出头与德国交涉胶州湾事。其实徳国早在一年前就出兵强占了胶州湾，这时又来滋事。从张荫桓的《戊戌日记》中可见：

正月二十三日，德国公使“海靖索议山东铁路，自胶澳至济南，又自胶澳经沂州至济南；又中国自造山东铁路须与德先商，否则胶即德兵不撤。真无礼之甚”！“枢中约会议德事，同僚咸集奉宸苑直庐。恭邸询商办法，默无可否”。“余言先电吕镜使(驻德公使吕镜宇)询外部，果能一了百了，即与海使议结。恭邸颔而去。同列陆续散。余就里间起电稿，傅相就观。脫稿后常熟增订数字，交总办带署译发”。

二月十四日，“常熟来言，奉派偕合肥与德使画押。”张荫桓喜：“余获免，亦意外之幸”。“两点钟德使来，恭邸出晤，各堂陪同而出……合肥、常熟画押钤印……”签约前多亏张荫桓纠正了中国官员“治格赴胶澳勘界，所携界图竟将胶州画入德界，若不重阅，误莫大焉，甚矣……”

再是出头与俄国帝国主义交涉旅、大租借事。年初原议向英、俄借款，后来改为向英、德借款，俄国很快找上门来，从张荫桓的《戊戌日记》中可见：

二月十一日，“午正赴署，与邸枢各堂接晤俄代办，系旅、大借岛事。俄代办行后，常熟促拟国电电旨及许、杨两使电。促迫之甚，幸能了之。”二十一日，“合肥约午初来晤，谓常熟顷过访，述口敕奉派与余商论俄事。余以须候竹筼来电，刻难与俄参赞晤商，且枢中迄无办法，从何说起？合肥出示说帖，谓曾示常熟不肯担当，须明早至大公所晤恭邸。余以寒疾不能往为辞”。二十八日，“总办送来军机交片，余与傅相奉派与俄使面议”，这已是君命难违！当日俄使来，“常熟、受之(崇礼)、筠丈与余出晤，傅相亦到”。

三月初一，“余言合肥：‘ 以奉派俄事，毁我两人而已。’合肥谓：‘同归于尽，何毁之意云？’少顷宣召……”初二，又“蒙召见……问及俄事”。初三，“与俄使论条约，灯后始散。常熟在坐，旅大船墺、局房合肥欲索价，常熟合之”。初五，“总署具奏俄租旅、大折……本日奉派与俄使画押；不专派合肥，余初二力辞不获！”，初六，“同合肥与俄使画押”。之前张荫桓争取了“金州厅城不画入俄租界，极费力而定。然已孤悬如寄矣！”

而胡孚宸弹刻胶州湾、旅大租借丧权辱国又是独指张萌桓，也使他感到“尤甚之……”

风雨飘摇，内外交困，张荫桓纵有经天纬地之才，独力也难回天，变法之夭折，清廷之崩溃，也是历史必然，再多的实干家都挽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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