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春天，左宗棠在浙西衢州府郊外设在关帝庙的行辕里见到胡雪岩的第一面对后者肯定没有什么信任可言，眼前那个“瘦高个”一眼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精明的“推销员”。他到浙江以来听到战事外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位大名鼎鼎的“浙江候补道胡光墉”的议论，而且多数没什么好话，一些禀帖指出这个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商人“富埒封君，为近数十年所罕见，而荒淫奢侈，迹迥寻常所有”。
但只是这一次会面似乎就让左宗棠对胡雪岩的印象一举改观：“(左)欲加之罪，一见大加赏识，军需之事，一以任之。”胡雪岩早已为左准备好的20万石米起了作用。在清军和太平军历时14年战争的最后阶段，这一大份战略物资的贡献实在举足轻重。
那天夜间行辕里发生在左和胡之间的对话，并没有明确史料记载。小说家高阳在历史小说《红顶商人》一书中用了很大篇幅，为它想象了一连串充满中国式智慧的机警对话，来刻画胡雪岩左右逢源的商人性格，以及两个雄心勃勃的中国人如何在这次见面后一拍即合。1862年，胡雪岩39岁，生意刚有起色；比他大11岁的左宗棠也刚刚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里走出来独挑大梁，他心怀大志，给朋友写信都署名“署亮白”以自比“诸葛”。二人在晚清历史舞台上的表演都才刚刚展开。
渲染这场会面的重要并不过分，它在某些方面的确深刻影响了晚清社会的走向。它不仅将成就晚清一名重要官员政治生涯的高峰，这位“同治中兴”的名臣在未来的仕途上因此有了“西征”这张辉煌而强大的政治底牌。它也成就一位红顶商人的财富生涯——左宗棠的能量和胡雪岩此前的政治后台王有龄不能同日而语，结识王有龄尽管使胡迈向了从事官办买卖的第一步，但39岁以前的胡雪岩充其量还只是个地方政府的小帮办，39岁以后，他得到了成为“国家生意”经纪人的机会，并一度成为垄断者，他的个人资产在高峰期超过清政府国库储备金，达到白银3000万两。
清代的“官商同盟”在有了“左胡”先例之后，接着很快就有李鸿章和盛宣怀这另一对搭档。
由胡雪岩经办的“西征借款”是清朝第一笔以“国债”面目出现的外债，它开创了地方临时收入的新渠道，这笔收入完全脱离中央集权财政系统的控制，给地方洋务运动和军务提供了应急资金来源，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清政府建立在传统财政体制上的经济基础。财富重新分配，国家财产的式微和少数个人财富的崛起，是由此引发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重要主题之一。
1823年出生在安徽绩溪县十都湖里村的胡光墉是家中长子，父亲胡鹿泉(号芝田)是一个读过些书的乡村名士。他家里的几亩田地只够供给他和三个弟弟月乔、秋槎、鹤年的基本衣食，他没有上过私塾，幼年所有教育来自他父亲所学知识的传承。对他寄予厚望、希其“兴吾家”、于上流社会赢得一席之地的父亲，在他12岁时候就离开人世。童年不幸的胡雪岩之后经由亲戚推荐从“浙皖古道”南下至杭州“信和钱庄”当学徒，开始了奇迹般的经商生涯。从钱庄的跑堂伙计，到那个时代里富可敌国的商人，他的兴起由一系列混合在一起的个人神话和社会转折所组成，这个传奇里所体现的商业哲学和谋略技巧，在几百年后那些白手起家渴望奇迹的创业者们看来，仍是最好的励志故事。
胡雪岩所生活的1823～1885年历经晚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中国社会处于动荡和崩溃的边缘，挫败感和谋求中兴的希望交织，新旧因素并存，往后100年内活跃于中国历史的各种力量都在此时陆续登台亮相。
对付太平天国运动的军费开支几乎耗尽清政府国库，危及国运存续的各方危机并没有消退，长期以来“塞防论”和“海防论”之争不仅是政治观点和派系之争，它的焦点更是那些中兴官员们如何使用有限资金去解决更多的麻烦。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叛乱中崛起的地方大员李鸿章、左宗棠，各自为政又互有合作，他们试图振兴国运，但短暂的“同治中兴”始终是以昂贵的工业和军事“实验”为基础。在国力不济的前提下，他们不得不借助各种国内国外的商业势力辅佐政治抱负，同时巩固自己政治影响力的版图。
另一方面，上海的外滩开始排满新式银行。鸦片战争虽然开放了通商口岸，但它所带来的商业效果却使英国人和其他外国商人大失所望，他们发现资本对中国内地的渗透并不如想象那样迅速而顺利，强制性的条约特权本身不能把外国制成品直接送到中国人手里，他们必须经由社会活动能力卓越的买办人物之手，通过传统商品流通渠道，才能深入中国市场，他们开始加大投资力度，想方设法接洽上掌权者们，签下利润更为丰厚的国家订单。
一些长袖善舞的中国商人应运而生，穿梭于变革时代里交错横生的种种动机和需求之间，猎取需求缝隙中的暴利机遇，胡雪岩是他们中间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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