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空印案”发生于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亦有1376年之说)。

　　案件的缘由是这样的，明朝规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且要求非常严格，稍有不合，立即作废重报。于是，各地进京申报报表的财务人员为了少折腾，就便宜行事，在进京时携带多份盖好了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在与户部反复核对数字后，即可重新填制。造成“空印”的原因是，当时没有先进的通信、交通工具，远的省份来回一趟京城需要一二个月甚至数个月，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苦不堪言，于是就出了这个对各方都有利的“空印”招数，并为各方所默认接受。这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默认了的，相关官吏也都知道，带空印文册成了当时一条不成为的规定，朝廷上下都知道，除了一个人例外。

　　很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朱元璋。

　　洪武九年，朱元璋突然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秘密，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官员们竟然敢搞这些名堂!他震怒了，他认为自己做了一回冤大头，于是他派遣官员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按说只要一调查，这个问题是不难解释的，其实即使是他派去调查的官员也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事情的缘由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有人说。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滑稽场景，问话的官员也知道，回答的官员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这个现象不难解释——官员们害怕。

　　如果上书辩解，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同党或者包庇，这个黑锅谁背得起。就在此时，一个勇敢的人站了出来，值得敬佩的是，他并不是在职官员，而只是一个平凡的生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只是一个老百姓，他叫郑士利，其兄郑士元任湖广按察使佥事，受空印案牵连，待其出狱后，郑士利详细上书，痛陈空印案利弊，上书之后，郑士利在旅舍闭门哭泣数天。

　　他哥哥的儿子问他：“叔叔有什么愁苦的事?”郑士利说：“我有奏书想上呈给皇上，必然触怒天子引来祸患。然而杀了我而能救活数百人，我有何遗憾呢?”于是入京上奏。皇帝看了奏书，大怒，把案件交给丞相和御史会审，追究指使者。郑士利笑道：“只是想看看我的上书能否被采用而已。我的职责是为国家议论政事， 自料必死，谁会为我出谋划策?”郑士利与其兄因此获罪。被罚到江浦服劳役。

　　然而空印案并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平民的上书而改变。明太祖朱元璋偶然知道了这件事件后，认为此是个官员相互勾结、徇私舞弊的惊天大案，于是皇威震怒，下令将全国十三个省、一百四十一个府、一千多个县的主印官(一把手)共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包括监督不力者)，不论清贪良莠全部处死，副职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流放。 后世有学者认为，空报表加盖公章造不了“有价证券”，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朱元璋闻过即改就是，他纯粹是不懂财务知识、小题大做、别有用心，制造了莫大的冤案。

　　而我认为，“空印案”说冤也不冤。

　　户部对地方政府报表的审核，是当时朝廷(朱皇帝)规定的制度。执行制度“没有任何借口”，必须无条件执行。制度执行中有困难、有弊端，也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审批认定后方可“变通”，决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否则即是违规，违规则必受惩罚。朱皇帝大概从历代兴衰中，吸取了主弱臣强、皇帝当傀儡、朝纲紊乱等等亡国教训，对于“空印案”中的官员，无视朝纲，不请示、不抵制，因而异常愤怒，处理起来自然不会手软。

　　从财务管理学角度来看，这“空印”确不可小视。因为，户部是中央政府的财政主管机关，地方政府每年必须向户部缴纳钱粮税款，户部再根据各地方政府的实际需要，下拨钱粮税款，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收支两条线”。这样一来，户部、各地方政府则分别充当了中央政府的会计(管账)、出纳(用钱)的角色。试想，如果户部、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员若相互勾结，亦即会计、出纳相互勾结，行贪污冒领之事，则易如反掌，“空印”无疑给了他们一个可乘之机。且报表审核过关，中央、地方政府二者账务相符，谁能轻易发现破绽?因此朱元璋的推论无疑是站得住脚的!

　　从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朱元璋在立国后，对各级官员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与“不听话”的官员展开了“殊死搏斗”。“空印案”运行期间，虽然没有发生贪污冒领之事，但并不能保证永远不会发生或不发生类似案件。朱元璋实是把这个财务漏洞、处于萌芽状态的风险消除了!但官员贪污花样翻新、铤而走险，“空印案”后随即爆发了更大的户部侍郎郭恒贪污案，史称“郭恒案”，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空印案”发生于明朝初期，朱元璋以铁腕严肃财经纪律、整顿吏治，以维护他打拼下来的朱家天下，滥杀也就不足为奇。只是他不该不问青红皂白、枉杀那么多官员，完全可以采用宽严相济的手段。

　　总之，“空印案”中，官员被滥杀是冤屈的，而朱元璋推论“空印”带来的后果却是清醒的。 “空印案”于现代国家的各部门、各单位，尚有很多的借鉴之处。一是各单位与其开户银行的账务核对，与户部对地方政府报表的审核，方式、目的是相似的，账务容不得半点差错。事实证明，如果账务核对不严谨或流于形式，则会出现大量的银行“内鬼”或企业“内鬼”或银企里应外合的“内鬼”。

　　二是商业银行员工对有价单证、印章保管不严，对作案人乘机开立虚假存单等有价单证对外实施诈骗，不抵制、不报告，主管部门检查、监督乏力，几乎就是“空印案”的翻版。银行频发的大案要案，基本都是这两种疏漏酿成的后果，既造成了银企巨大的经济损失，更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银企也必须借鉴朱元璋铁腕整治“空印案”那样，严格整治内控管理制度，严肃处理涉案责任人员。

　　不过，此为其一，还有一种可能存在的原因。明太祖出身贫寒，起于卑贱。在其在位期间，明太祖自始至终是很不信任官员的，对待官员也是非常严苛的。尤其憎恨贪官污吏与欺上瞒下，所以，朱元璋是最为气氛有人欺骗他的。本来空印案，可大可小，在中枢和朝野上下都不以为罪的情况下，朱元璋任然坚持严肃处理，恐怕也是皇帝猜疑性格的一次滥用。他认为这些官吏背着上司、背着皇帝径直用空白盖印文书对付户部的核查是对皇帝欺罔的行为，这恐怕才是空印案的主要原因。后来郑士利的上书更是激怒了他，所以“竟杀空印者”，所以哪怕是他曾经最为欣赏的好官方克勤也受诬入狱，也没有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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