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文岛事件是19世纪末围绕朝鲜半岛的一次国际冲突，但较同一时期东北亚地区发生的其他重大事件相比，长期以来，它并未引起学术界太多的关注。原因有两点：其一，巨文岛事件的解决仅限于外交交涉，并未引起武装冲突;其二，巨文岛事件对当时东北亚局势的影响并非显而易见，它的潜在影响暗含于事件后各国的战略调整之中。因此，通过重新回顾巨文岛事件的交涉过程，分析事件本身与各国事后在东北亚的战略调整的内在联系，可探求巨文岛事件对19世纪晚期东北亚局势的重大影响。

　　一、巨文岛事件的缘起

　　1885年4月，英国悍然出兵占据朝鲜巨文岛，然而事件绝非偶然，它是英俄殖民争夺在远东的一次交锋。19世纪80年代，沙俄不断开拓国外市场，并对周边国家进行领土吞食，占领了其西南邻国的大片土地，将边界推至阿富汗北部。而英国早在1878年便迫使阿富汗承认其为英国的保护国，面对俄国疯狂的领土扩张，英国怂恿阿富尽力扩张北部边界，以阻止俄国的南下侵蚀。这样俄阿两军终于在1885年为扩张领土而交火，结果阿富汗战败，俄军占领了阿富汗北部前沿要地，英俄在阿富汗矛盾日益尖锐，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时任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向议会提出了拨款1100万英磅的要求，并计划由黑海进攻俄国，随后，作为战略上的配合，英国在东北亚采取军事行动，于1885年4月初，占领朝鲜巨文岛，准备一旦英俄在阿发生冲突，就在远东地区牵制俄国。

　　从巨文岛的地理位置看，巨文岛位于朝鲜半岛南海岸，丽水至济州岛水路的中间，扼对马海峡咽喉，是一个可以停泊军舰的天然港湾。且该岛处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不仅是朝日两国的海路通道，也是俄国进出太平洋的要路，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而从此时朝鲜所处的国际环境看，朝鲜已国门洞开，相继与日本、美国、英国、俄国等国签订通商条约，英国占领巨文岛的举动牵扯了有约国各方的神经，而清政府作为朝鲜的宗主国也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围绕着巨文岛事件的解决，有关各方展开了交涉。

　　二、巨文岛事件的交涉

　　1885年4月，英国占领巨文岛之初，便照会朝鲜政府，称：“兹因应防不测，我国业准本国水师将大朝鲜国以南之小岛，英名哈米顿者，暂行居守。”朝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求助于清政府解决此事件。清廷负责朝鲜事务的重臣李鸿章认为：“英暂据此备俄，与朝鲜、中国皆无损”。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朝鲜近患在俄与日，而俄、日畏英水师之强，亦未始非朝鲜之屏蔽。”由此可见，李认为英国占领巨文岛并不是一件坏事，正好可以以此为契机，引英拒俄。清廷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

　　4月27日，由驻英大臣曾纪泽转达清廷的旨意，声称英国如“系一时占领……则敝国亦无抗拒之意”。翌日，曾纪泽应英国之请，准备就此事议定约稿，其主旨内容为：“英国政府自占领巨文岛之日起，于满十二个月后，将该岛岁入金额缴纳朝鲜政府……其贡献中国之部分，应缴纳中国政府(朝鲜向中国借款以关税收入为担保)。”曾纪泽将拟签订的约稿内容电寄清廷。然而，俄国获悉此事后，随即向清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称：“若中国政府承认英国占领巨文岛，则俄国认为有占领其他岛屿或朝鲜王国一部之必要。”同时，清政府也意识到应允英国占领巨文岛并非恰当之举，在给曾纪泽的回电中对约稿也提出了质疑，称：“属国之地，岂可由我许其占据，且于中取利，尤非政体;傥为他国藉口，流弊甚多。”

　　清政府于是利用沙俄提出抗议之机，向英国提出撤兵的要求。1885年5月6日，曾纪泽照会英国政府，称：“中国虽欲应贵国政府之要求，然据俄使致总理衙门照会，中国若承认英国占领巨文岛，则俄国政府认为有占领其他岛屿或朝鲜王国一部之必要。而日本亦有出于同样处置之虞。中国政府为避免此等纠纷起见，不能签字于贵国提议之条约，因是希望贵国政府勿以占领巨文岛为必要。”

　　与此同时，日本也对英国的占领行为表示不满，1885年5月13日，日本驻朝代理公使近藤真锄写信给朝鲜大臣金允植，剖析英国占领巨文岛可能引发的后果。他说：“同盟各国内，若不幸有失和之国。其一欲据贵国地方，以防不虞，贵国许之，利于一国而害一国，恐反局外相持相处之道。”要求朝鲜公开发表声明，反对英国占领巨文岛。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认为，英国舰队占据巨文岛“予俄插手朝鲜以最大良机”，其结果“使日本近海将成为争夺之焦点，东亚和平殆不可保。”但英国仍坚守巨文岛，中英双方一度陷入僵持态势。

　　直到1886年春，驻英公使曾纪泽再次照会英国政府，称：“俄使屡向中国政府要求，促英兵由巨文岛撤退，并谓英国若继续占领，则俄国不得不在朝鲜占领一地。贵政府意见如何?”英国在复照中称：“倘中朝不愿英廷久占巨文岛，英廷亦不愿久占此岛。但恐若被别国占去。则必有损中英两国之利。倘中朝能保无人来占此岛，则英廷可以放心。”显然，英国是担心巨文岛落入俄国之手。为使英国早日退出巨文岛，清廷积极与沙俄展开交涉。

　　清政府将英国的撤兵前提告知俄国，1886年9月，俄国驻华公使拉德仁代表其政府对此做出表态，称俄国并无欲取巨文岛或朝鲜他处地方之意，随后，俄国外交部向清驻俄使节刘瑞芬表示：“如果英国自巨文岛退出，无论如何情形，俄国绝不占据朝鲜土地。”10月27日，俄使拉德仁会见李鸿章，再次表示：俄国切实担保日后不取朝鲜土地，中国自可据俄国所担保者向英国担保。据此，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加强了与英国的交涉，在得到俄国的口头承诺及清政府的居间担保后，英国于1887年2月撤出巨文岛，事件至此结束。

　　三、巨文岛事件后各国的政策调整及影响

　　巨文岛事件后，清政府认识到朝鲜是其藩属国中最后一道屏障，为了守住这道对其国防和政治统治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防线，其加紧了对朝鲜事务的干涉，同时，清政府认为巨文岛事件的妥善解决皆依赖于其利用列强各国的矛盾而施以的“以夷制夷”之策，因而，在处理与列强各国的事务中，清政府更加单纯依赖此政策，希望以此制衡列强各国。

　　这两点政策调整给清政府的外交带来了严重弊端。对朝鲜超越宗主国权限的干涉，使朝鲜产生了离心倾向，使中朝关系渐行渐远，以致后来出现朝鲜开化派亲日、王室则企图寻求俄国保护的倾向，为中朝关系的最终解体埋下了隐患。过分依赖“以夷制夷”政策则使清王朝走向联俄，1896年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致使沙俄侵略势力深入中国东北，1900年，中国东北全境沦于沙俄之手。

　　巨文岛事件后，日本也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巨文岛事件使日本认识到未来对朝鲜的争夺必将更加激烈，同时，巨文岛事件也刺激了日本，使其看到了自己军事实力的不足，遂改变了之前与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正面冲突，而采取了一种隐蔽的、以退为进的方式，即不再与清政府发生直接的冲突，但背地里却加紧了扩军备战的步伐。

　　从1885年开始，日本的军费支出连年增长，从最初占国家预算的25%增长到1892年的41%，可谓长速惊人。1888年，日本以对中国大陆作战为目标整编部队，陆军撤镇台，实行师、团编制。同时，大力扩充海军，制定了庞大的扩军方案，1886年建成吴、佐世保两个军港，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量经费造船和购买快艇，1887年特地发行海军公债。至甲午战争前，日本已成为远东第一流海军强国，为发动夺取朝鲜的战争而做好了全面筹划，这就决定了甲午之战的不可避免。

　　而巨文岛事件的当事国之一英国做出的重要战略调整即在东亚寻求结盟。巨文岛事件后，俄国战略重点完全转向了东北亚，这使英国意识到英俄的对抗将是长期的，因而开始寻找东亚地区的战略盟友，很快与同样与俄国矛盾重重的日本找到了利益契合点，开始转变之前对日本的遏制政策，采取纵容和支持日本。1893年，英日缔结了新的条约关系，次年，英国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结束了西方在日本的治外法权，进一步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

　　在此基础上，英日于1902年进一步结盟，《英日同盟条约》的关于联合侵略东北亚国家的规定有：缔约国双方相互承认有权保护自己在中国和朝鲜的利益，如英国在中国的、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特殊利益”遭到他国威胁，或因中朝内部发生“骚乱”而受到侵害，两国有权进行干预;如缔约国一方遭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进攻时，另一方应予以军事援助，共同作战。在秘密条款中还规定：两国海军应配合行动,在远东海域保持优势。英、日同盟是针对俄国的军事攻守同盟，也是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工具，它的缔结是东北亚国际关系的一个新变化。

　　巨文岛事件后俄国战略重心转向东北亚，为在这一区域的争夺中占据优势，俄国进行了一系列战略准备。自1887年始，俄国开始筹划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目的是增强军队和物资的运输能力，同时为在远东的争夺提供便利的条件。对此，俄国曾直言不讳到：“当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同时，朝鲜必成为俄国之市场。”与此同时，俄国还有计划地向远东地区移民，为侵略朝鲜和中国提供后备力量。沙俄的举措令日本忧虑不安，当时日本著名的政论家大石正已预言到：“日本的国家寿命将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延长而缩短。”日本已清楚地看到，俄国将成为它在这一地区的强劲对手，而朝鲜，无论对日本还是俄国来说，都是“第一利益线”，因而，日俄一战终不可免。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巨文岛事件后，中、日、俄等国做了相应的战略调整，从而影响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东北亚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也影响了东北亚国际局势的整体走向，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巨文岛事件可看作是东北亚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原文来自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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