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权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嘉庆二十年(1815年)，礼亲王昭琏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琏革去王爵，圈禁两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阅康熙“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礼亲王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琏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见面就说：“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后去，又残旧了，怎么了?”过几天辞行，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缺个大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吧亦难走，旱路吧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帝王生涯现在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髓，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所以在他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才那么容易地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个辛苦了一辈子的皇帝，后来是作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进入了历史。
失败的原因，是一直标榜“法祖”的嘉庆，在最核心的地方背离了祖先的传统。清朝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一以贯之的特点，一是“现实精神”，二是超凡勇气。皇太极说过：“凡事莫贵于务实。”雍正皇帝也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唯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正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才成功地从东北走到了北京。从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现实精神的指导下，才出现了连续百余年间多次不拘定势的政治创新，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不断生长、修正、完善的制度演变，才导致了康乾盛世的诞生。他们高举“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宏大气魄。
恰恰是从高喊守成的嘉庆开始，清朝皇帝丢掉了祖先的精神内核。对失败的恐惧，已经注定嘉庆是个失败的皇帝。因为一个没有缺点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人。一个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统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在这“千年不遇之变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关键的不是勤奋，不是仁爱，也不是节俭，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可惜，嘉庆皇帝缺乏的，就是这样一双能发现问题的眼睛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于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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