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立国之初，称其猛将如林、谋士如云大致还是不错的。可以说，秦之所以能在诸强纷争中后来居上，并最终混一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其持续吸纳诸国才俊。然而后来统治秦朝的仍然是这批人，并且司马迁也曾指出，这些人中不乏安邦定国之才，可是他们却只能坐看国家日渐混乱，并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原因固然甚多，然细究起来，实与始皇乾刚独断、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关系甚大。如博士淳于越对新政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不仅不听，还下令把民间私藏的书籍烧掉，并禁止人们议论时政;方士说了他的难听话，他便大肆株连，以至坑杀诸生460人。凡此种种搞得偌大个帝国，只有他的长子扶苏才敢对他直言进谏，到最后，就是扶苏他也容不下，竟又将其赶回上郡。看始皇如此独断专行，不能不让人在叹息其对秦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也心生疑问：如此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人，他是怎样并吞六国统一天下的?

　　打开史籍不难发现，并吞六国前的始皇与并吞后的始皇为人行事大不相同。

　　在并吞六国以前，始皇是礼贤下士的。如他对魏国人缭以礼相待，让缭享受与自己相同的待遇，然而就是这样缭还说他坏话：“秦王这个人长得高鼻梁、长眼睛、高胸脯，说话还声音沙哑。这样的人缺少恩德而有虎狼之心，穷困时可以礼贤下士，得志时也容易轻视人，这样的人不可与之长久相处。像我本是一个普通人，因为他有求于我，所以他见到我也非常恭敬。如果让他实现了他君临天下的梦想，那么天下的人就都会成为他虐待的对象了。这样的人不适合共事。”说过就逃走了。可是始皇知道后，因欣赏他的才能，不仅不怪罪他责骂自己，还派人把他找了回来，并委以重任。

　　始皇还是待人诚恳、知错能改的。当时韩国的间谍郑国意欲通过让秦修筑水利工程以消耗其人力物力的办法，进而削弱秦国实力的阴谋泄露后，始皇一怒之下下“逐客令”，要尽逐山东六国在秦之游士。客卿李斯于是上书指出秦逐客乃是错误的举措。始皇读后，觉得李斯说得有理，便马上撤回了逐客令，而韩国的间谍郑国在向始皇讲了修渠对秦国的好处后，始皇不仅原谅了他，还让他继续主持该项工作。又如在灭掉楚国需用多少军队这个问题上，青年将领李信认为有20万足够了，而名将王翦则认为非60万不可。始皇当时认为王翦是因年岁已高变得胆小怕事了，于是起用李信伐楚，结果李信大败而回。始皇得知消息后，立即亲赴王翦家道歉并恳请他领兵出征：“寡人误听李信的话，致使秦军受辱，现在楚军正乘胜向西进发，将军您既使有病，能忍心抛弃我不管看着我作难吗?”

　　始皇还是集思广益、从谏如流的。对于李斯、姚贾、尉缭、顿弱等人，他可谓言听计从。对于重大事件，他往往都要召集群臣集体商议。如山东四国曾一度试图并力西向攻打秦国，始皇为此曾召集群臣及宾客等60人商议对策。并吞六国之初又曾多次召集群臣、博士、儒生等议政。

　　很显然在并吞六国之前，甚至可以说在秦朝建立初期，始皇的形象还是相当开明的。然而后来随着神化始皇运动的展开，始皇的性情变了。这其中既有始皇对自己的推崇，所谓“德高五帝，地广三王”，“以为自古莫己及”，又有臣下的推波助澜。如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称始皇“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李斯又说“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仆射周青臣说“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更有刻石颂功之举。在数度巡行过程中，先后在峄山、泰山、之罘、碣石、会稽等处刻石颂功，其中如《琅邪刻石》称始皇“功盖五帝，泽及牛马”、“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会稽刻石》称“皇帝休烈，平一宇内”(见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君主的神圣地位被制度化，亦即确定“皇帝”为君主的名号。

　　“皇帝”二字出自战国以来的三皇五帝的传说。三皇指传说中的上古圣君，说法也甚多，然见于战国末期者只一种，即《史记》中所说的天皇、地皇、泰皇。五帝指传说中时代在三皇之后的五位圣君，但是具体是哪五位，历来说法不一。《礼记》指太昊(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昊(挚)、颛顼等;《易传》指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等;《世本》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祝融等。而《大戴礼记》则提出了六位君主，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禹等，显然该书是把“五帝”的“五”理解为“多”的意思，“五帝”在该书作者看来指的就是多个圣明君主，故而提出了六位君主以付五帝之称;不过虽然众史言之凿凿，然在战国以前，“皇”与“帝”皆与人间的君主无关，它们与人间的君主产生联系那是到战国时期的事了。并且考较它们与人间君主产生联系的过程，可发现尽管“皇”所处的时代在古史传说中比“帝”所处的时代要早，但最先与人间君主产生联系的却是“帝”。

　　关于“帝”字，最早见于甲骨文中，它一方面指上帝，即商代的至上神，在统领所有自然神灵的同时，又管理着人间的各种事情;另一方面又指商的祖先神，即商代已去世的先王，称做“帝乙”、“帝丁”等。据《礼记》称，三代时天子去世后，皆称为帝。则夏、周显然亦称先王为帝。同时与商相同，“帝”在西周也有上帝、天帝的意思。总之，在西周以前，“帝”与传说中的领袖并无直接的联系。春秋时期，随着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术活动开始活跃起来，各种传说于是也渐渐进入了学者的视野，并日渐丰厚起来。以“帝”来称呼古代君主的传说慢慢多了起来，如《国语》列出了列山氏、柱、周弃、共工氏、后土、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鲧、禹等古帝。《左传》也有黄帝、炎帝、共工、太昊、少昊等诸帝。《论语》提到了尧、舜。《孟子》、《墨子》提到了尧、舜、禹。然皆无“五帝”之说。

　　到了战国中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天下渐呈一统之势，为了满足时代的需要，于是在文化领域悄悄地开始了一场古史整合运动，意欲通过整合，使之呈现出历史向来一元的模样。同时又由于世人祖先崇拜情结甚深，且愈古愈受人推崇，于是一些思想家为了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人们的认可，便有意识地打起了古圣先王的旗号。结果到战国后期，一些史著诸如《荀子》、《庄子》等书才有了“五帝”之说。《大戴礼记》、《礼记》、《易传》、《世本》等才有了实指的五帝。

　　关于“皇”字，在《诗经》中既有大的意思，又有天的意思，也有君主的意思，还可指天神。《楚辞》中有“东皇”、“西皇”之称，其“皇”则指天帝。从史籍中看，皇与上古君主产生联系的历史，要比“帝”晚得多，因此它虽在战国中期与“帝”一起获得了“三皇五帝”的名号，然而却迟迟不能落实到具体的某几个古代君主头上。

　　随着三皇五帝观念的构成，古史一元的体系也基本得以确立，历史发展的脉络因而清晰起来，即历史是按照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也就是皇、帝、王、霸的顺序发展下来的。按照诸子的看法，这四个阶段各有各的治道。商鞅西入秦，先后说孝公以帝道、王道和霸道治国。在商鞅看来，帝王之道就是以德治国，而霸道则纯系强国之术。《荀子?大略篇》论及诸道之不同称“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而《管子?兵法篇》讲得尤其详细，所谓“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兵胜者霸。”汉人桓谭又进而将之总结为三皇时期没有制度诏令刑罚，纯粹是以道理来治理国家;五帝时期有制度诏令，但是没有刑罚，以德行教化人民;三王时期是奖善惩恶、诸侯朝见服从领导，以仁义统治天下;五霸时期是兴兵征伐、盟会修睦，以信义矫正世风，用权谋智慧争胜。

　　很显然这既是思想家对历史的总结，又是在为战国诸雄设计进取的阶梯，因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霸”属于低层次的政治形态，“王”和“帝”则属于过渡形态，只有“皇”才是最高的境界，这显然是在鼓励时主继续向前迈进。只是这个进取的阶梯是指向过去而不是指向未来的，也就是和历史发展的方向是相反的，但这正是中国人的传统，动辄便说今不如古，看似是一种保守的观念，其实是以隐晦的方式展示着对美好前景的向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