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值不值钱，各有各的感受，李白就以为万言不值一杯水，当然在有些人看来，高明的言语文章价值何值百金，那位汉武帝的陈阿娇，就觉得司马相如的言语十分的值钱，这时的阿娇已经被武帝冷落，如何唤回君王的眷顾这是个问题，过去的皇后与妃子总会在各种花样上下功夫，让君王的太阳照耀自己的冷清清的深宫，只阿娇在言语上下功夫，当然她自己是有情却说不出，于是司马相如成了她的枪手，那些动情的文字，还真的让武帝回心，长门内再次沐浴太阳的光辉，或者此时除阿娇外，三千粉黛无颜色，出了百金其实是非常的值，帝王富有天下之财，获得宠爱就意味金源不断，但钱财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君王的重视，那身价完全的不同，心理的感受同样完全的不同，看来世人得佩服阿娇，知言语的价值，当然知司马相如而不是其他平庸之笔手的价值，言语值不值钱，得看人来的。
诗言志，言为心声，言是文雅的哭，是心理有失衡时的渲泻，同时是让人窥视其内心的窗口，赤子刚出世，无法言语，所以哭是最简单省事的办法，到大了以后，言语训练到一定的程度，无任口头与书面的，就成为其抒情的工具。人的天赋总是有高低不同，所以言语的能力总是千差万别的，同样是导师为鬼谷子二学生张仪、苏秦，三寸不烂舌灿出莲花各为其主，赢面更看重的其实还是主子的态势，所以同样的才能，选择对了主子，才是赢家。人仅百年的寿命，如果想长久地让人世的人记得，有三种选择，最上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就是立言了，言语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什么值钱，否则陶潜那些诗文能换点酒水钱了，但人的心理总希望自己万世流芳，当然没弄好可能是遗臭万年，两种方式实际达到了名传千载，虽然有优劣的区别，仿佛不好的名声比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无名之辈好。
实际上言语是最下的选择，总之你运气不怎么的好，作不了大德之人，当不了将军与大臣，当然你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机会，所以最后的选择就是能写一篇能流芳万世的文章也能不朽，所以太史公知道忍辱写《史记》，当然是以古代的言者为榜样的。想想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倒全唐的例子，而有些清帝万首烂诗并不如张诗人的一篇有价值，有影响力，可以扬名立万(史上还有千首诗轻万户侯的例子)，当然清帝是君主，这个其实也不容易，并不是为君难，而是混上这个位置不容易，只要混上其实基本上是史上留名的，至少帝王的家族史是会记录的，诗做不做得好就不重要了。
有些言者是天纵之才，一位宋帝十分地欣赏苏轼，问题是苏轼不会言语，所以为朝庭的其他人不容，总是苏子是死罪死罪的，确实没有宫庭那些爱才的君与后的珍惜，苏轼确实当死了死了的，为了保住文星，让他上路，四处流放，宋帝最关心的其实苏轼最近又写了什么，然后不断的给他选择呆着的地方，相信他每到一地能产出好点言语来，实际上朝云妹妹最理解他，满肚子不合时宜，所以命运总是艰难，苏轼知道治理的机会飘渺，所以他会在言语上多下功夫，这就是只有立言的机会了，当然得到兄弟的帮助，多获得点钱，多找个妹妹，多生个崽，多布点血脉之种，总是张艺谋无法与苏轼相比的，当然那时人口不多，你多生宋帝不会觉得过分，实际上那时不会有计生的观念，不过因为自己是因言获罪，所以他对于后代的要求，就是平庸点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虽然今天放开二胎，但总还是有点不够，至少军队不太容易象以前那样肉搏，拼命，因为独生的战士最大的压力就是上有双亲加双亲的双亲，历力山大，可能让军队更重视装备与无人作战，也就是人口基数虽大，并无随意牺牲的优势，这些是题外言语了。
诗是最为精粹的言语，如果说到远古的诗章，北有《诗经》南有《楚辞》，风格不一，地域风格同样不一，诗经中同样有不一的地域风格，但相对于楚辞，算得上诗歌最早的北派，而楚辞或骚体，算得上早期的南派，诗分南北，是从地域上分，同样是从风格上分，北精练而平实，南灿烂而绚丽，其它艺术的南北之分，当从诗歌的风格不同发散而来。言语最不安全的就是时代不宽松时容易获罪，给自己带厄运，如果在完全的民主社会还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只是放眼世界，并不是处处是自由的庄严之处，说话有时得看形势，得谨慎，尤其是在某些国度，比如北韩，你最好唱太阳的颂歌为好，小金一定以为你是歌颂他呢。生在当代，多说古代，算得上相对平安，远得很你说的未必是影射我，我不在意，所以说古代说娱乐相对的安全，压力山不大，立言的德性还真的不容易具备，立言其实也是伟大，但得看你有胆量否，敢作牺牲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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