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倡、九儒、十丐”这几个字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组。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在批判“四人帮”大搞文化愚民政策、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时，常把元朝人这段发自己朝代牢骚的牢骚话当成历史加以引用，有一位近年才崛起的“历史学家”甚至由之推断，元朝立国到亡国近百年间没有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由于这位史学家颇有名气，有相当一部分喜欢“文化快餐”的人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又一个误区出现了——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隋朝以后各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系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公元587年，隋文帝杨坚废除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杨广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至武则天时则天本人亲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为制科。一般的史学著作或工具书，在谈到科举制度时前举唐、宋，后举明、清，很少提到元代，遂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元代根本就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大漠深处有“绿洲”

　　元代究竟是否举行过科举考试，我们还是应该让《元史》来说话。

　　《元史·选举志》：“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令断事官术忽斛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

　　太宗即元太宗窝阔台，太宗九年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是蒙古时代一个最为有名的贤相。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蒙古立国之初确实行过科举考试，考试中选者享有免除徭役、赋税，与长官同署公事的权利，并且点出了第一批中选者中的榜首杨奂的名字。

　　也许有的人要斤斤计较蒙古帝国与元帝国之间的区别，认为开科取士的是蒙古，元代根本未曾开科取士，这话也不对。

　　我们不妨再引一段《元史》。

　　《元史·选举志》：“(元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负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设立程式，又请依前代立国学，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

　　此举因故未果。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当时的丞相火鲁火孙、留梦炎等人又一次重新建议开科取士，虽然也因故未果，但当时的科举取士的方略却确定了下来。

　　到了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当时的中书省官员又上书给皇帝，称“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诅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摘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建议皇帝重开科举，不过范围比隋、唐时代缩小了，只有德行、明经二科。

　　元仁宗立即准其所请，并颁下一道诏书。这位皇帝大人在诏书中说：“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联以眇躬，获承丞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

　　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八月，元帝国所属各州、郡、县遵从皇帝的旨意推选出“贤者、能者”参加科举考试。

　　公元1315年2月，各州、郡、县推选出来的士子会试京师。

　　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是个蒙古人，但他所下的诏书可一点也不“蒙古”。

　　在他所下的诏书中对哪些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试的内容，甚至监考人员的组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我们首先看看哪些人可以参加考试：

　　诏书上说的是：“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者方可以参加考试。

　　考试的内容：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通过了第一场考试之后，接着考第二场：“第二场第一道(题)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

　　“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一场通过以后，考第二场：“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接着是第三场，“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所有这些都通过之后，汉人、南人作一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称为“及第二甲”，皆授给正七品的官职，第三名以下皆授正八品官职。

　　蒙古、色目人只要通过两场就可赐进士及第(因为他们汉文化水准较低)。

　　为了保证科举考试的公正性，诏书中还规定了监考人员：总监考由监察御史和廉访司官员担任，分监考由知员举、同知员举等人担任。

　　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春三月，经过严格考试，蒙古人护都答儿，汉人张起岩等56位士子，及第、出身有差。

　　虽然时断时续但绝非昙花一现

　　有些怀疑元代曾经开科取士的人，面对笔者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找到的史料，也不好断然否定元代有过科举考试，但他们却认为元代的科举，不过是一现的“昙花”而已。

　　持这种观点的人结论下得也未免有些过早了。

　　除了延祐二年开科取士以外，元帝国还时断时续地举行过许多次科举考试。

　　其中较为有名的有：

　　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三月。此次共有护都达儿、霍希贤等50人“金榜题名”。

　　元英宗硕德八刺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三月。此次共有达普化、宋本等64人金榜题名。

　　泰定帝也孙铁木尔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三月。此次共有捌刺、张益等86人获金榜题名的殊荣。

　　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三月。此次有阿察赤、李黼等86人金榜题名。

　　元文宗图铁木耳天历三年(公元1330)三月。此次考试，蒙古人笃列图，汉人王文烨等97人金榜题名。

　　元惠宗妥欢贴睦尔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三月。此次考试，蒙古人同同，汉人李齐等一百余人金榜题名。

　　其后两届——公元1336、公元1339年因故未曾开考，到了公元1340年又重开科考。

　　从上面的史料(均引自《元史·选举志》)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公元1315年到公元1340年，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元帝国几乎每隔三年就搞一次全国性的科举考试，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有近六百名士子——包括蒙、汉各色人等获得了“金榜题名”的殊荣。

　　除了天顺帝阿速吉八、明宗和世●及宁宗懿璘质班，因在位时间太短(不到一年)以外，其余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惠宗(顺帝)均都在金殿廷试过士子，成为当时的一大盛事。

　　元代的科举考试工作分得很细，甚至对于名落孙山者，元帝国的高层决策人也尽可能地给予了关怀——有好事者不妨与前朝及后代的不第士子们的落魄作一个比较。

　　《元史·选举志》载，早在仁宗延祐年间，当时的丞相帖木达儿阿散和平章李孟等人就上书给仁宗皇帝，建议朝廷对于“下第举人，年七十以上者，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与教授，元有出身者，于应得资品上稍优加之，无出身者，与山长、学正。”以后又规定“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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