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句话总结来说，就是“成者王，败者寇”，明朝的历史自然是由胜者，清朝说了算的。所以明朝的历史就这样被清朝皇帝给篡改了，而明朝皇帝也就成了我们印象里那样的不好。

　　总的来说，满清对明史的篡改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1644年清军入关，不久进占北京。1645年，清政府设立史馆，拟修《明史》。但因为当时政局未稳，南方抗清斗争如火如荼，所以实际上修撰工作只是处在准备阶段而并未全面展开。满清之所以做出这个修史姿态，一是为了借此宣布明朝已经结束，二是为了笼络明朝遗老和降清汉臣。

　　二是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修史的条件似乎才成熟了，康熙这才下旨全面启动《明史》的纂修工作。直到康熙、雍正先后去世的1739年(乾隆四年)，历九十多年，经三度修撰、编辑和删改的《明史稿》终于定稿(武英殿本)并公开刊印和发行。

　　三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开工，乾隆四十二年(1777)，康熙下旨全面改修《明史》中的《本纪》部分(也包括《列传》等部分)，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这部重新勘改完毕的新本《明史》乃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本的《明史》可谓为丑化明朝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那在《明史》修撰的过程中，又有什么猫腻呢?

　　首先是《明史稿》的几度撰改。武英殿本《明史稿》混合了万斯同、王鸿绪、张廷玉这三人的心血和心思。这三人在实际上先后主持《明史》的修撰工作并完成了各自的版本。但万斯同审定的《明史稿》第一版显然是价值最高的，王鸿绪版的《明史稿》似乎是窃取自万斯同版的《明史稿》并大有删改，张廷玉版的《明史稿》则是在前两版的基础上大体按照满清皇帝的意思来修撰和删定的。

　　其次是史家万斯同的贡献。万斯同是明末思想家黄宗羲的得意门生，出于对保存明代真实历史的责任心，才接受了清廷邀其前参加“明史”修撰的工作，但却终生拒领清廷的薪俸。由此，史学家万斯同通过自己切实的努力乃为明朝“保留”下了大量第一手的、真实可贵的史实资料。可惜每一位后来者都陆续对万氏版的《明史稿》进行了各自的削删和修改，乾隆钦定的四库本《明史》也不例外。尽管如此，以万斯同初稿为总的基础的《明史》还是为我们保存了明代的基本面貌，尽管当中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

　　然后是《明史》从头到尾都由满清皇帝终审定稿。清廷的几位皇帝对《明史》修撰的重视可谓到了离谱的程度，《明史》每完成一部分，康熙、雍正、乾隆无不仔细审阅，乃至事无大小地就每个自己所“关心”的细节提出自己的“建议”并让书写者照办。朱元璋修《元史》只花了两年多时间，蒙元修《宋史》(二十四史中规模最大的一部史书)也只花了两年多时间，惟独满清，修一部明历史竟然花了几代帝王近百年的时间，其处心积虑之深由此也可见一斑。所以说，今天我们所了解的书面的明朝，实在是出于清帝之政治目的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满清 妖魔化了的明朝，是与历史的真实是有一定距离的。

　　再是史官修史的独立性在清廷已完全丧失。明朝的皇帝对于史官撰修当朝史的工作是从不干预的，这正是古代中国最可宝贵的传统之一。但是很可惜，自唐朝发动了玄武门兵变的李世民干预史官独立撰史的那一刻起，这一优良传统就遭到了破坏。而满清统治者对史官工作独立性的剥夺，则在事实上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以修改历史来美化自己的人，我以为都应该大打折扣，当中的龌龊之极者，乃至应该直接扔进历史的垃圾筐。

　　当然还有修完《明史》后被毁弃的大量明朝史料。清修《明史》，几代学者历时近百年，可谓基本保存了明朝的史实，但却在康乾雍诸帝的旨意下，几经严格的增删、政审、篡改，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扭曲和丑化了明朝的真实形象，并在《明史》定稿成书后，焚毁了大量明代的原始史料。

　　目前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保存的明代档案只有3620余件，它们几乎都是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明初和中期的档案都没有。明代档案所以保存不多，或许有明清之际战乱的缘故，但主要的还是清廷修撰明史之后，对所依据的档案史料往往弃置甚至烧毁掉。如此，满清对于明朝的妖魔化处理就失去了反驳的第一手证据。乾隆之龌龊由此可见一斑。且光是以“明”字打头的被满清禁毁的明代书籍书籍就接近一百五十种，另有以“皇”字开头的许多明朝书籍也被禁毁。

　　为什么说清朝皇帝在对《明史》的修撰中，对明朝皇帝的丑化是毋庸质疑的呢?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印象里的明朝多昏君的认识。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下令修改《明史》。过程中对明朝的皇帝和人事进行了改编和丑化，更刻意贬低了对明朝皇帝的评价。比如，原《明史本纪》中的“英宗赞”称英宗“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经改修后的“英宗赞”则这样评价英宗说：“前后在位二十四年，威福下移，刑赏僭滥，失亦多矣，或胪举盛德，以为无甚稗政，岂为笃论哉?”再如，原本评价明世宗为“中才之主”，而修改后的评价则变为：“且倚任权奸，果戮直臣，以快其志，亦独何哉!” 只要拿武英殿本《明史》和“四库”本《明史》对比校读，我们就会发现，在明朝十几位皇帝中，至少在景帝、英宗、武宗、宪宗、孝宗、世宗、穆宗等七位皇帝的本纪中，对传主的评语都有了显著的修改。经过这样的修改，明朝皇帝给后人的印象就在总体上就更突出了“明朝多昏君”的特点。尽管如此，只要对史料有充分的解读，有独立的思考，今天的我们仍然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断：明朝的皇帝在总体上其实是远强于清廷的皇帝的。

　　再就是明成祖朱棣并没有残杀建文帝朱允炆的遗臣。原本《明史》中记述方孝孺等人之夷族诛死仅用了“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十五字，而在“四库”本《明史本纪》中则改为了这样的叙述：“丁丑，召方孝孺草登基诏，孝孺投笔，且哭且骂。帝大怒，泰、子澄亦抗辩不屈。遂与孝孺同磔于市，皆夷其族”。所谓“夷族”，只是杀人多，统施斩首之刑，并不在酷刑之列。

　　很显然，无论是原本还是四库本的《明史》，都没有明成祖夷方孝儒十族的记载——我真不知道这所谓“夷十族”的记载是出自哪里了?总之，这么一改，明成祖就成了以残酷的同磔刑处死方孝孺等建文朝大臣的皇帝了，就成了一个以残暴著称的皇帝了。我不得不因此想，那明成祖的所谓残暴，包括明太祖的所谓残暴，其真实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在我看来，这当中至少掺入有满清为妖魔化前朝而捏造的一些事实及夸大的一些数据。

　　并且因《明史》的修撰，还引起了两起文字狱。

　　一个是文字狱之“庄廷鑨明史案”。康雍乾在文字狱方面可都是有劣迹的，尤其是乾隆，在这一点上可谓恶劣，杀人无数。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 戮了大批文人。比如发生在康熙朝的“庄廷鑨明史案”，一干所谓的“人犯”70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 “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史载，在该案中被判处死刑的多达70余人，被流放的家属达到数百人，最多时收监人犯竟达两千余人。

　　另一个是文字狱之“戴名世《南山集》案”。康熙朝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那么，满清统治者为什么对《明史》如此敏感?从庄廷龙明史案、戴名世等明史案中可以看出，满清统治者对《明史》可谓敏感之至!他们惟恐本朝被辉煌的明朝比下去，惟恐汉族民众长久地怀念大明，惟恐满清的皇帝被明朝的皇帝抢了风头，所以，就采取了按皇帝的意志强行修史的办法来丑化前朝。于是，制度先进、思想自由、社会开放、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生富足、君主善“无为而治”、科技事业临界于突破、资本主义萌芽生机勃勃的大明期就被满清统治者摸黑和妖魔化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而闭关锁国、思想禁锢、经济停滞、民生凋敝、日益落后于西方世界的清廷却还在以所谓的“康乾盛世”来标榜自己。

　　当然，在近代清朝灭亡，中国进入封建王朝后，明朝皇帝终于获得了应有的评价。殊不知从来都领先于世界的中国，自打满清入关统治了华夏之后，中国的文明就经历了一场大倒退，就如一场巨大无比的灾难般，笼罩在了这片古老的、辉煌了几千年的土地上。但在网络快速发展的今天，在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历史的真相，而不再相信一家之言了。所以，时间终究会证明一切，证明那些人、那些事，不论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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