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政局迭荡，群雄纷争。其间，不仅各类英雄豪杰层出不穷，演出了一幕幕争霸天下的活剧，而且还出现了众多的谋略之士，他们各为其主，互相斗智，给当时历史增添了奇妙的色彩。其中如荀彧、郭嘉、诸葛亮、鲁肃等，其声名至今仍广为流传。但也有不少杰出的谋士运计虽奇，但所托非人，终致事迹失载，埋没无闻了。这类人物恐以袁绍之谋士田丰、沮授最为典型。

　　一、据《三国志·袁绍传》(下文引该书不另注)注引《先贤行状》记载：“丰字元皓，巨鹿人，或云勃海人。丰天姿瑰杰，权略多奇，少丧亲，居丧尽哀，日月虽过，笑不至矧。博览多识，名重州党。初辟太尉府，举茂才，迁侍御史。阉官擅朝，英贤被害，丰乃弃官归家。”这是有关田丰早年行迹唯一完整的记载。田丰生不逢时，处于王权中衰，世事纷扰的乱世。当时腐朽的宦官集团与士大夫势力间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较量，对宦官的态度如何，是当时评价士人高下的主要标准。桓、灵之间，宦官凭借皇权的威力，兴起两次“党锢之祸”，不少士人领袖被诛杀、禁锢。田丰正在洛阳任职，其态度如何呢?所谓“阉官擅朝，英贤被害，丰乃弃官归家”，表明他虽没有直接参与反宦官的斗争，但显然是站在士大夫一边的，其“弃官归家”，便是对宦官专权的抗议。

　　中平六年(189)，袁绍剿灭宦官势力，但胜利果实被关西军阀董卓窃取。为笼络人心，董卓一开始曾在朝廷内外“显拔幽滞”，起用士人代表，韩馥被委为冀州牧，冀州主要的士人如田丰、沮授、审配等都应辟入幕。韩馥为颍川人，对冀州地方势力怀有疑虑，于是起用河南故人，还曾专门派人回颍川援请士人入邺，而对冀州士人则加以压制。韩馥的这种政策，直接引起了冀州士人的倒幕活动。

　　当时割据冀州有不少优越条件，如受战祸破坏程度轻，人口较众，储备也丰，故称“夫冀州，天下之重资也”。韩馥能否占为己有，取决于地方士人的支持程度。从冀州士人的角度而言，他们选择的军政首领应具有一定的才能与声望，而韩馥“素性恇怯”，人称“庸才”，不可能稳定冀州局势，进而图谋发展。此时，袁绍奔河北，领勃海郡太守，领导关东地区的反董卓战争，被推为盟主。袁绍家族自高祖袁安以下“四世三公，由是权倾天下，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董卓西迁后，袁绍迫韩馥让位，冀州士人多应之。田丰为当地士人代表，袁绍“卑辞厚币以招致丰，丰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乃应绍命”(注引《先贤行状》)。

　　二、汉献帝初平二年(191)，袁绍登上冀州牧位之后，为巩固统治基础，曾一度重用冀州士人，田丰、沮授、审配等主要人物都被辟举，“甚见器重”，成为袁绍幕中主要僚佐。

　　冀州士人也希望借重袁绍之威名和声望，稳定河北局势。为此，沮授在其对策中为其明确规划了发展前景及其步骤与条件，概而言之就是稳定冀州、控制河北，创造条件以兼并河南。田丰是这一战略规划的主要执行者。平定冀州和河北地区，主要的对手是幽州军阀公孙瓒和黄巾余部“黑山贼”。

　　田丰屡随袁绍出征，为其筹画，史称“绍用丰谋，以平公孙瓒”(同上)，反映了他的功绩。及至建安年间，袁绍控制了冀、青、幽、并四州，实现了“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众”的战略构想，下一步便是进行用兵河南的战略转移了。但田丰、沮授在为袁绍制定发展战略时曾指出，实现这一战略转变必须具备一个重要条件，即迎奉汉献帝，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舆论优势。沮授在初平二年(191)的对策中明确提出了这一点，与此同时，田丰也“劝绍迎天子，绍不纳”(同上)。这一谋略在当时确是深谋远虑，比曹操集团荀彧的提议早了三四年。他们在局势最混乱的时候，已经洞悉了历史必然归于统一的趋势，并提出了一整套切合实际的战略和战术，应该说，他们是历史上杰出的谋略家。

　　令人遗憾的是，袁绍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利用有利时机将汉献帝迎奉至邺城，从而铸成了无可挽回的错误。我们知道，汉朝统治了数百年，加上当时儒学兴盛，士人重名节。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谁抢先控制汉献帝，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便会取得王者之师的地位。袁绍之所以错失良机，主要是急于称帝的心理在作祟，以致利令智昏。他以为“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也”(注引《献帝传》)，并公开进行称帝的尝试，因“众情未同”而作罢。从局势发展情况看，建安元年(196)汉献帝都许，可以说是袁、曹两大军事集团的转折点。

　　曹操“收河南地，关中皆附”，斥责袁绍“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相擅讨伐”。这时袁绍始觉问题的严重性，“乃欲移天子以自近，使说曹操以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鄄城，以就全实”。但这简直是异想天开，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曹操的拒绝。

　　有没有办法夺回汉献帝呢?田丰仍在进行最后的努力。他进计曰：“徙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动托诏令，响号海内，此算之上者。不尔，终为人所禽，虽悔无益也。”(《后汉书·袁绍传》)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当时曹操在河南尚不稳定，军事力量远不足以对抗，袁绍若果断地以武力相胁，曹操必会让步。但袁绍仍犹豫不从，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从此，曹操在河南迅速发展，声誉渐著，而袁绍之名望锐减，被视为“逆德”。

　　三、建安四年，袁绍彻底消灭公孙瓒，控制了河北四州。与此同时，曹操基本控制了河南地区，形成了对抗之局。袁绍深感其威胁，“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出攻许”。

　　从表面看，袁绍占地之广，军队之众，装备之精，供给之丰，都占有绝对优势。不少幕僚、将士都以为“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以致“将士愤怒，人思自骋”(注引《献帝传》)，袁绍集团上上下下弥漫着一股骄狂之气。只有田丰、沮授比较冷静，谏绍曰：“师出历年，百姓疲弊，仓庾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

　　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后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分遣精兵，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同上)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战略方针。它要求袁绍先整肃内政，发展生产，争取舆论，再“渐营”河南。从后来的实战情况看，曹操最惧怕这种战术，如果袁绍依此行事，可以牢牢控制战争的主动权，收到不战而胜的奇效，可惜袁绍未能采纳。

　　做为第一流的谋士，田丰善于见微知著，灵活应变而不拘于陈式。建安五年，曹操得知袁绍欲南下决战，而东南徐州在刘备手中，依附于袁绍，为避免将来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曹操亲领大军东征。

　　其谋士屡谏，惧袁绍乘机断后，曹操认为袁绍“性缓”，必迟疑不决。田丰看到了这一机会，进言袁绍：“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机动，斯其时也。”(《后汉书·袁绍传》)袁绍若立刻兴师，曹操便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之中，这是曹操最不愿意看到的事。相反，袁绍不出师，刘备会很快失败，曹操回师布防，专心抵御袁绍，形势便发生了变化。

　　袁绍智不及此，竟“辞以子疾，未得行”，田丰举杖击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难之机，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可谓爱之深，则言之切。但袁绍“闻而怒之，从此遂疏焉”(同上)。对此，历代论者无不为之叹息。胡三省说：“绍攻公孙瓒，而操乘间东取吕布，操击刘备，而绍不能袭许，此其所以败也。”(《通鉴》卷62胡注)

　　曹操返师，在黄河南岸设阵布防。袁绍开始大举南征。田丰“以既失前机，不宜便行”，谏曰：“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弗复空虚。

　　且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并且重提“渐营”与“久持”之术，希望袁绍“外结英雄”、“内修农战”，整治部伍，再施以“乘虚迭出”之计，即左右出击，使对方疲于奔命，不战自溃。他最后警告袁绍：“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袁绍不纳，田丰“恳谏，绍以为沮众，遂械系之”(《后汉书·袁绍传》)。

　　当曹操“闻丰不从戎，喜曰：‘绍必败矣。’及胜，复曰：‘向使绍用田别驾计，尚未可知也。’”(注引《先贤行状》)此后袁绍南征，在具体战术上又不断失误，终于在官渡被曹操击溃，几乎全军覆灭。逃亡途中，不少将士痛定思痛，“抚膝而泣”，曰：“向令田丰在此，不至于是也。”有人以为袁绍会改弦更张，对田丰说：“君必见重。”田丰深知袁绍“外宽内忌”的病态心理，说：“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果然，袁绍说：“冀州人闻吾军败，皆当念吾，惟田别驾前谏止吾，与众不同，吾亦惭见之。”(注引《先贤行状》)于是将其杀害。做为聪明过人的一代杰出的谋士，田丰竟落得这样一种结局，真是一幕令人寒心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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