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关羽，人们脑海便会浮现他那赤面长髯、凤目蚕眉、身披金甲、威风凛凛的形象。明清以来，随着关庙升格为武庙，关羽也成为武圣，与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文庙相提并论，分享文武二圣的至上殊荣。殊不知，关羽之所以成圣，乃封建帝王出于笼络人心，维护皇权统治而刻意树立的一个道德楷模。
历史上的关羽并非是武功盖世的超人。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忠于异姓兄长刘备，所谓“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历史上的关羽还是一个战功卓著的名将，过五关斩六将虽出自小说家语，但斩颜良是有史可证的。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拥兵百万南征荆州、穷追刘备，关羽奉命率刘琦水军，济渡亡命中的刘备，后与周瑜联军，埋伏华容，狙击败退的曹军，随之辅佐刘备收江南诸郡，以功拜为襄阳太守，驻军江北。刘备征蜀，关羽镇守荆州，使东吴不敢下手。建安二十四年(219)，他败曹仁，水淹七军，于禁为降，计斩庞德，威震华夏。但他刚愎自用，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大意失荆州，本人也被吴将吕蒙擒获、遇害。可见历史上的关羽并非完人，那么为什么会受到民间的普遍尊奉呢?
翻开清人阮葵生的《茶余客话》，在《仁义之气常存》一条中说：“盖当时之祀虚侯，亦今日之关庙，后重伍子胥、程婴、杵臼及项羽，皆祭遍海内，古今来取义成仁之士，其身虽死，其气常存。”指出“仁义之气”是关羽受到人们顶礼的原因所在。
那么，关羽被神化始于何代呢?《全唐文》收入了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董侹的《重修玉泉关庙记》一文，知中唐已有关庙，关羽已被崇拜。南宋偏安一隅，使三国封建正统史观由原先的帝魏寇蜀改为帝蜀寇魏，而忠心辅佐刘备的关羽随着政治价值的提高，神化色彩更为浓烈了。这种风气遗留至元，据《元史·祭祀志》记载，宫廷做佛事时伴有“抬舁监坛汉关羽神轿”，既有神轿，必有坐在轿内的关羽偶像，它也许是从关庙里请出来的关羽神像。这是关羽神化正式见于正史的最早记载，随后《明史》也有相同的记载。甚至出帝王敕封，这是封建统治者借以宣扬忠义思想，希望有更多的文臣武将能像关羽那样尽忠义于君王，献勇武于社稷。
明孝宗时，庸愚子(蒋大器)为《三国演义》作序指出：“关张之义，尤宜尚也。”经过罗贯中艺术加工的关羽形象正是忠义思想的化身，它因投合封建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而大走红运。如万历四十二年(1614)明神宗时，将其神位晋级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敕封令下，“关帝庙宇遍海宇，一村一社处处有之，虽塞垣边障，祠宇亦多”，甚至此风刮进宫廷，明天启年间(1621-1627)，“宫中竖关帝像二尊，一大一小”。
清代推崇关羽更是卖力，究其原因，似与清之立国有关。清太祖努尔哈赤是个《三国演义》迷，从中学到不少兵法与韬略，在统一关外的战争中，努尔哈赤所率领的旗兵几乎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为了神化自己，把人为的胜利因素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说成得到关羽神佑。顺治九年(1652)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封为“忠义神勇关圣大帝”，乾隆三十四年(1769)敕封为“灵佑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从此，关羽被抬到武圣的高度，所立的武庙与孔子的文庙比肩。
既然关羽之“义”是封建统治者吹捧出来的，为什么民间也奉行不悖呢?这当与唐宋直至明清时代的社会组织变化有关。《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关羽同刘备曾“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小说据此衍化出一系列的义举，如桃园三结义、千里走单骑、义释曹孟德等。清初毛宗岗更是对此推崇备至，认为关羽“报主之志坚”，“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究其原因，与社会的深刻变化有关。
明清时期，城市无业游民与帮工日益增多，为了增强谋事的力量，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帮会。帮会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与异姓诸家，较难纯粹利用原先的血缘乡里关系作为维系的纽带，往往转用江湖义气作为团聚的手段，称兄道弟的异姓兄弟多了，这得通过结义的形式聚会一起，就是拉帮结派或秘密会社聚众的一种常见手段。异姓结为金兰，即使生不同姓，居不同里，也可生死与共、亲如一家。刘、关、张结盟时发出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桃园结义誓言，就是明清之际这种社会关系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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