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刻石，亦体现了以儒用世的特点。因此，秦之亡，并非亡于法律繁苛。就是说，所谓“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史记·张耳列传》）、“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汉书·贾谊传》）、“法令烦惨，刑罚暴酷”（《汉书·晁错传》）之类，应当看做是西汉时人鉴古知今的需要，并非全部出于理性的分析。
尽管发出这些议论的儒生出发点是好的，满心希望并且祝愿大汉帝国不要重蹈秦之覆辙，但结合秦帝国的审判制度稍作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言论明显带有强烈的感情倾向，而且对于秦帝国覆亡的真正原因，也没有分析到关键之处。《云梦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之间，关于律法的某些对应之处，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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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为建立理想的新世界，曾颁布过两项影响巨大的法令——“挟书律”和“妖言令”，后人将之批得体无完肤，恶名难拂。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两项“臭名昭著”的法令，前者直到汉高祖的儿子汉惠帝当政时期才被废除，而后者，直到吕后当政时期才被废除。由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鉴于西汉初年纷繁复杂的局面，刘邦亦需要这两项法令来维持汉初政局的稳定。
因此，秦始皇不只是一个意志坚强、手段强硬的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个目光远大、智略不群的哲学家，其法儒兼用、以法为主的哲学实践，对后世影响既深且巨。事实再一次证明，秦国以及秦帝国，对待百姓是充满着人性关怀的。他们时刻关心着百姓的死活而不是时刻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所出台的政策，所做的决定，其立足点是根植于百姓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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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对秦人这一政策依然持有倾慕之心的，大有人在。王莽掌权后，打算在全国恢复周朝的井田制。有一个名叫区博的人就劝他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敝。”从商鞅确立奖励耕战这一政策以来，到王莽时期，已历经四百年，百姓依然“未厌其敝”，感念秦政的好，这是何等的顺应民心。
直到多年以后，才由汉武帝出面来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工作。然而，与秦始皇蛮横地消灭异类不同，汉武帝实际上只是突出儒学的显要，真正被消灭的只有纵横家。这是因为和平时期的游说风气等同于蛊惑人心，实在要不得。除此之外，其他学派照旧在民间流传，并且其学说还有机会保存在官府中。因此，史书才称赞汉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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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来看，秦帝国的崩溃，实质是由知识分子的人心转向开始的。再加上帝国另一项不当的用人政策，求仕无门而又满怀抱负的士人，当然要极力诅咒秦帝国，巴不得她早点倒台。这就意味着，把秦帝国送进火葬场的干柴，又加一堆，只等着那一点火星的到来。而这一不当的用人政策，就是“以吏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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