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和左宗棠此二人都是晚清重臣，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宦海生涯的起起伏伏。

自海防塞防之争的1875年到《伊犁条约》签订的1881年的五年间，左宗棠平定西北陕甘内乱、收复了新疆，可以说，达到了他的人生顶峰。那么，李鸿章在做什么内呢？世上有许多李鸿章的支持者，常常用下面这段梁启超的话，来评价左宗棠这一阶段的功业。

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实。两人洋务之见识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骄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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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这段话总体上说是对的，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是洋务派，他们之间的冲突是改革派内部的冲突。清廷对于李的重视程度高于左，毋庸置疑。然而，左李二人经历不同、性格不同注定二人的结局会大不相同。有些人将左宗棠与宗泽对比，宗泽临终之前呼“渡河”，宗棠临终之前喊“渡海”。无论左宗棠命好命坏，可以肯定的是：左宗棠是站着死的民族英雄。

但我们也不能以此来反证李鸿章是汉奸、卖国贼。正如梁启超所言“李以忍实”。李鸿章和左宗棠对晚晴官场认识得都很透彻，所以，左宗棠临终前告诉子孙不要为官。因为，为官就要做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反之，李鸿章的“官瘾”十足，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好人、能人都不做官了，那么，国家将如何？民生将如何？

在这点上，左宗棠和李鸿章的为官思想和对子女的教育都是对的。只不过，左宗棠做了一辈子的事儿，无论其中有多少是错误的，收复新疆、对外勇于有理智地抵抗总是正确的、光明的、正能量的。对此仍吹毛求疵者，纯属异类。

反观，李鸿章。虽然兢兢业业，干了许多事，留下了许多好的思想。但其一生正如其所言都是“糊裱匠”的工作，大风一吹一切努力皆白费。再加上，其本身的致命缺点——用人爱用亲信且论才不论德，对贪官处罚较轻甚至纵容，直接导致其淮军、其派系，虽有精锐之表面，但无精锐的勇敢之心。

千万不要轻看吏治，吏治是一切做事情的前提。其他方面在先进，只要吏治出现致命的问题，一切好的都会变成坏的。

李鸿章在直隶的25年岁月，就是典型代表。

当左宗棠风光无限的时候，李鸿章正在直隶总督的任上辛辛苦苦地劳动着、思考着。主要思考的就是一个字：钱。

李鸿章的主要工作和次要工作

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到光绪八年，光绪十年到光绪二十一年，但期间一年多的时间为淮军将领张树声，因此，李鸿章仍是幕后指挥，所以，视为李鸿章时期共计25年，即1870-1895年。5年后的1900年李鸿章又当了一年半的总督）时，正是清廷打压湘淮军的恶果出现之时。

1868年，当年有一件震动全国的刑事案件发生——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总督衙门前被人杀了。一百多年来，对于谁是幕后指使的讨论有许多。但马新贻被杀，嫌疑最大的无疑就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导火索是裁军！

裁军历来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军人退伍之后，虽可以回乡务农，但许多人却未必还有那份儿心情和耐力。特别是，回乡之后成了普通百姓，也要受到官府、乡绅无赖地欺负，由此，由退伍兵组建的秘密社团出现了。它就是哥老会。哥老会起初是普通团勇为了保护自身经济利益而秘密结成的小团体，其后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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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成员杀死高级将领的事情并不鲜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左宗棠的爱将甘肃提督（从一品武职）赏戴花翎，赐号尚勇巴图鲁，钦赐黄马褂诰授振威将军的高连升。左宗棠、曾国藩作为湘楚军的创始人，在湘楚军中有无人替代的威望。

湘楚军被裁后，有许多人不愿意回湖南，因此，许多人便留在了江南。然而，马新贻属于后辈晚学根本弹压不住湘淮军。最终，矛盾激化到刺杀案件的发生。

面对江南的混乱，清廷只好迅速要求曾国藩回驻两江。那么，直隶总督的人选就要选配一位有才能的人，在当时李鸿章理所当然是首选。再者，李鸿章因为久办洋务且部队装备最好，在军事上将其调离大本营放到皇帝身边乃是最安全的做法；在外交上，李鸿章又得心应手；在地方政务上，李鸿章又有治理江苏的实际经验。因此，顺理成章的于同治九年（1870年）担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随着李鸿章和淮军势力地增长，李鸿章成为了第一疆臣，虽然不在中央，但因为驻节于天津，再加上淮军子弟遍布中外，李鸿章俨然成为了中央与地方的中介与各种事务的试验田。

李鸿章上任之初，就已经向清廷明确了自己的工作重点，在《调任直隶谢恩折》中，他说得很明白：现如今海防吃紧，拱卫京畿要地安全是根本大计。现在天津教案还没有最终结案、各种水利设施待完善、对外关系、练军保民这些都该仔细规划。我李鸿章的威望和德行都不如曾国藩，难以威震督抚。所以，在省务工作上“一守曾国藩旧章”。

李鸿章为人、为官之精明实在令人赞叹，刚一赴任，就将几个大问题解决了。首先，确定了工作重点：重海防、外交轻地方事务；地方政务中重练军工作、水利设施建设，轻其他事务。同时，又向清廷表示了忠心（拱卫京畿）和自己绝对不会拥兵自重（难以威震督抚）。既然，地方事务中的大部分工作你都不进行重点管理的话，你总体上该怎么办？李鸿章也很明确——一守曾国藩旧章。

李鸿章治河

我们首先看治河。身在天津，首先保卫的就是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因此，李鸿章首先把目光和难点放在了永定河的治理上。除此以外，还有黄河、滹沱河等九大合流。在直隶25年间，李鸿章和张树声共对直隶境内的十大河流进行了35次大规模维修（永定河10项、滹沱河5项、运河6项、大清河8项、直隶境内的黄河4项、其他2项。），其余小的工程不计其数，耗费白银千万两。

为了节省经费，李鸿章采用了“以工代赈”的方式，自1870年到1890年间，13次较大规模的以工代赈修筑水利工程工作，共花费银278万两，制钱8万5千串。另有棉衣34万件、大米1万3千石等，总耗钱300多万两。除此以外，李鸿章也经常调动淮军、楚军来协助治河，如此也节省了不少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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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水灾频仍，李鸿章虽然竭尽所能，仍然是民怨沸腾。正如著名的京剧武圣盖叫天先生就曾愤怒地指出：小时候，周边的老百姓都咒骂李鸿章为“王八精”，搞得河北四处水灾。其实，李鸿章也很苦恼。

朝廷给的各种修筑水利工程的钱逐年减少，钱根本不够用，到处都缺钱。想保卫国家就得有洋枪洋炮，这种情况下，洋武器价格高，花费巨大，北洋海军练成需要多少钱？仅仅买军舰就是三千多万两，再加上维修、武器弹药、人员军费、相关设施花费等等。清廷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七八千万两，光绪后才过亿。例如，南运河的抢修钱原本是两万一千两，到了1870年，已经减少到8800两；北运河同样由三万六千两减少到一万四千四百两。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只能发动商民捐资，卖官鬻爵。

虽然，李鸿章竭尽所能但治河效果一般，例如永定河1876年到1892年的16年里，决口14次。从1885年到1898年，直隶连续14年发生水灾。所以，生于1881年的高阳县人盖叫天先生以及他的乡亲们才那么对李鸿章有怨言。

对于直隶治河效果不彰显，李鸿章认为就是缺钱，几十年的欠账必须要有巨款进行翻天覆地式重新修建才能完成。当然，李鸿章的这种观点虽然说出了一定的道理，但确实值得商榷。

例如，修筑各种水利设施、赈灾等过程中，虽然李鸿章也知道明白贪官污吏的危害，但其处罚都不重。特别是灾害问题，更是如此，贪官污吏造成百姓对于清廷的信任季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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