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统治的王朝，众所周知明朝是被清朝所替代的。但明朝却不是毁在满人的手里，而是被汉人农民起义军拉下马的。
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明崇祯皇帝无路可逃，自缢而亡，屹立了两百多年的明王朝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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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帝王、一大票“忠臣良将”，忙活了半天结果还是亡了，可到底是怎么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至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崇祯无能刚愎自用把大明朝给折腾完了，也有人说是天道亡明、大明气数已尽。总之，在多数人看来是崇祯辜负了一干“忠臣良将”，将明朝给灭亡了。然历史的真相真的如此吗?崇祯真的辜负一干“忠臣良将”吗?
一些学者们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明朝灭亡固然有天灾瘟疫和崇祯多疑等方面的原因，但是那些所谓的“忠臣良将”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祟祯皇帝在位的十七年中，可以说是非常的勤政。他励精图治，希望重振朝纲，中兴大明。可是他却生不逢时，万历、天启留给他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到崇祯时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在无休止的党争之中，崇祯时代的臣子，大多不过是只知有朋党，而不知有朝廷的利己者;整个官僚集团也已分裂成一个个利益集团;因私而害公是官场的常态。套用“文革”中流传得很广的一句话，那时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派性亲”。正因为如此，当时没有一件事是崇祯皇帝想做就能够做得成的。出于朋党的利益，凡是敌对一派反对的另一派就一定拥护，凡是敌对一派拥护的另一派就一定反对，弄得崇祯皇帝里外不是人。至于是与非，根本就不重要;但表面上，却又是极其重要的。
那时，一个主张提出来，先要看看政治上的正确与否。而怎样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很少有人会真正关心。比如，崇祯皇帝想要集中力量平息陕西、河南方面的“匪患”，而试图与关外的满族政权议和。这本来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它在政治上却是不正确的。因为，“东虏”与大明朝在政治上向来是不对等的;议和意味着明朝皇帝向蛮夷之人屈尊。惟其如此，关于议和的事，崇祯皇帝只敢暗地里与少数阁臣和亲信太监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秘密一旦泄漏，则必须由参预此事的大臣来承担“欺君之罪”，以保证皇帝本人政治正确，以免受到臣下的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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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本人对臣下谏阻“议和”也非常讨厌，认为把这样的措辞强加于自己，不仅歪曲了自己的意思，也抬高了东虏，贬低了朝廷。所以，一旦有消息灵通的大臣上书反对“议和”，崇祯皇帝就会十分恼怒。他认为与东虏不是议和，而是“抚议”，符合“柔远能迩”的古义，也显示了朝廷对关外满族的政治优势。至于“抚议”些什么，崇祯皇帝既不愿割地，也不愿赔款，幻想着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厢情愿得让人绝倒。结果，偷偷摸摸的“抚议”，始终“抚”不出个结果，明朝因此不能倾全力“剿匪”，眼看着各路起义军奄奄一息，又眼看它们死灰复燃。
当李自成的起义军快要攻入京城时，那些所谓的“忠臣良将”在做什么?大顺军占领北京时，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而其他的官员则是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政府报名请求录用，真所谓“衣冠介胄，叛降如云”。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
文人如此，军官又是如何?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占领了包括京师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除了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以外(其实在保定城里“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也是主张投降的)，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明朝辽东军队和官员奉命撤入关内勤王，由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当他们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已经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了大顺政权。黎玉田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总兵马科领军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入大顺政权的编制中，地方除辽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所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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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样的文臣武将，我们又怎能说明朝灭亡是因崇祯辜负一干“忠臣良将”所造成的?可怜的崇祯呀，在自缢之前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身边竟然没有一个臣子。崇祯死前曾斥责士大夫：“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就连起义造反的李自成也曾说过崇祯“君非甚暗”，只是“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至此看来，明朝的灭亡，崇祯或许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的那些“忠臣良将”就可以不承担“亡国之臣”的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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