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为什么在身居高位、手握雄兵之后，敢于在意见不合时，冲着皇帝撂挑子?甚至，会如此不怕触犯大忌，涉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敏感问题?这是岳飞“讲政治”能力的缺陷，还是其充分、甚至过度自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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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解读框架下，中国特色的政治的确很黑很复杂，绝非屌丝们的有限阅历所能应对。屌丝们便根据自己的标尺，调整了心目中英雄的尺度，把“自我”投射到了角色身上，以抒发、宽慰自己在现实政治中的无力及无奈。因此，英雄、尤其悲剧英雄，便都被简单地归纳为一个公式：“好人”不会算计——或者是不擅算计、不屑算计——所以，总是被“坏人”算计，悲剧原来都是这么生产出来的。这样的悲剧英雄，其在“讲政治”方面的能力，几乎如同一个可爱的弱智。
岳飞触及宋高宗最敏感处的，是他多次涉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设立。如，“(绍兴七年二月庚子)起复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以亲兵赴行在。翌日，内殿引对。飞密奏请正建国公皇子之位，人无知者。及对，风动纸摇，飞声战不能句。上谕曰：‘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飞色落而退。参谋官薛弼继进，上语之故，且曰：‘飞意似不悦，卿自以意开谕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从多种不同的史料看，类似的奏对，似乎还不止一次。
尽管岳飞的后人对此予以否认，但他们也承认，岳飞的确上过《乞定储嗣奏略》。在子孙们看来，岳飞此举实在是为了江山社稷而不避嫌疑，“视国事犹其家，常以国步多艰，主上(宋高宗)春秋鼎盛，而皇嗣未育，圣统未续，对家人私泣，闻者或相于窃迂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储之议。援古今，陈厉害，虽犯权臣之忌而不顾，天下闻而壮之。”(《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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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岳家后人如何解读，在中国传统中，一个位极人臣的将领涉入接班人问题，的确是“犯权臣之忌”，自古及今，触及这一高压线的，几乎都难以善终。岳飞在身后所收获的比例极低的“差评”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倘或在绝不质疑岳飞动机的前提下，对于岳飞此举的最合理解释，或许是：他太自信了，既高估了最高领导的胸怀，也高估了自己在最高领导心中的分量。
在中国历史的奸臣排行榜中，无论从影响力还是知名度，秦桧都当在三甲之列。尽管历史研究在一直不合时宜地表明，广大人民群众所耳熟能详的秦桧各种事迹中，除了主和畏战是铁板钉钉之外，其余罪行都应了传说中的他那句名言——“莫须有”。
在中国历史的奸臣榜中，秦桧是个异数——居然得到了善终，而且在死后很长时间，甚至在岳飞已经被平反之后，依然享有官方的极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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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被选中作为祭品，是在南宋另一个著名“奸臣”韩侂胄当政时期。彼时，岳飞已经惨死半个多世纪，秦桧也已经病逝四十多年，金国发生内乱，乘机北伐便被自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为了进行北伐动员，韩侂胄说服皇帝，一方面将岳飞加封为王进行神化——此前宋孝宗仅仅给岳飞平反，谥号武穆，没进行进一步的包装;另一方面开始清算并妖魔化秦桧——此前秦桧一直都未被当作迫害岳飞的凶手。
短短一个半世纪，从岳飞的“怒发冲冠”开始，经辛弃疾的“可怜白发生”，最后到文天祥的“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这不仅是一个政权的悲歌，也是一个民族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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