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东坡红烧肉，让人记住了这位吃货中的大文豪。
其实，苏轼何止是吃货，简直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
其在文艺各领域才学、成就之全面、精湛，放眼全世界亦罕见。
然而，尽管如此全能，却在仕途上颇不得志，因“满肚子装着不合时宜”，
与当时旧党、新党均政见不同，无数次被贬至杭州、密州、徐州、
湖州、黄州、惠州、琼州、常州等地，最后终老于江南常州……
比如他自己的——《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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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他的仕途，不得不说另外两位大家了，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人，一位叫王安石，一位叫司马光。
(PS,是不是想起了司马缸砸光，额，司马光砸缸~~
王安石变法大家都知道，显然这两位一个是革新派，一个是保守派。
那咱们的苏大才子，怎么一下子把两位都得罪了呢?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均年轻时考中进士，两人同在朝廷任职，两人的争端始于不同的政见。
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
政见上趋于保守的苏轼便一直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因而被迫离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16年的杭州当通判。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在杭州，苏轼待了2年零9个月。熙宁七年(1074年)到密州任太守，当时38岁。
后来又转任徐州太守2年，湖州太守3个月。然而，被贬的苏轼并没有结束厄运，相反遭来更大的、差点“灭顶”的灾难，从而开启了他人生三起三落的第一落，其原由是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这一年，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次年改元“元祐”，英宗皇后也就是皇太后摄政，
尽废王安石变法，史称“元祐更化”，并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也使苏东坡青云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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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任登州太守，到任5天就被召回京城，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
短短17个月时间，苏东坡从戴罪之身的从八品升到正三品，跃升了12个官阶。
然而这时候，正扶摇直上主人公，我们的苏大才子，
却又与现任宰相司马光结下了梁子，再次演绎了与宰相“交锋”被贬的悲剧。
司马光上任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苏轼却认为新法也有可取之处，
于是，司马光对苏轼产生了不满。不得志的苏东坡又主动请辞外放。
元祐四年(1089年)七月至次年二月，出任杭州太守1年零7个月。这便是苏轼三起三落中的第二落。至于三起三落中的第三起、第三落，与两任宰相无关，在此不做赘述。
看懂了吧，咱们的东坡居士真的是个老文青，一股子执拗脾气，
王安石在的时候吧跟王安石做对，说新法不好偏向保守派;
等司马光上台了吧，又怀念新法的好，偏向革新派……这是个可爱的紧~~~
不过，文人终究是文人，尽管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之间政见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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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影响双方之间惺惺相惜。多年后，王安石的宰相之职被免，告老还乡。
此时的苏轼并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去拜访了这位曾经让他遭受磨难的“冤家对头”。
不料，这一拜访搭起了彼此重新认识之桥。
为此，王安石曾慨叹：不知道从此几百年后才会再出苏轼这样的人才。
苏轼则投桃报李：认为世上真正有才华的人是王安石。
而苏轼为司马光撰写墓志铭也是表达尊敬怀念的感情，在他写的3000字《司马温公行状》中，
充满了对这位年长自己10多岁的师长之褒奖。末尾写道：
“轼从公游二十年，知公平生为详，故录其大者为行状。”
表达了自己对司马光最了解。这不但直抒苏轼对司马光的敬意，同时也显示了苏轼光明磊落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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