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骑兵骁勇善战朱元璋是如何打败他们的呢?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汉唐是被公认的武功强盛的王朝,比起汉朝横扫匈奴的威武,大唐战无不胜的风光,而大明朝的军队,在史料的记载中,似乎是相对低调的。

  事实上,低调只是表面现象,低调的明军,是一支威武之师,光荣之师。对比明军的发展历程,这绝不是溢美之词。

  明军开国的起点是非常高的,甚至说对比之前其他历代封建王朝,明军在大明开国战争中所遭遇到的对手、是极其强大的。它所战胜的,是在中世纪曾横扫欧亚的世界最强骑兵——元朝蒙古骑兵。

  而且它还完成了两个奇迹:

  第一,它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又一支以农民起义军的身份脱胎而来,最终完成改朝换代大业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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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它完成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件空前的壮举,第一次以由南向北的形式北伐成功,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大业。

  这两件事,更是绝对的高难度动作。

  元末天下大乱,四方起义四起,按照评书里的说法,就是“十八路反元”,这其中最重要的反元起义军,就是南方“红巾军”。

  明朝皇帝朱元璋,最早也是红巾军的一员,他一开始投奔濠州红巾军领袖郭子兴,虽然郭子兴很赏识他,并把养女马氏(明朝开国第一任皇后马皇后)嫁给了他。

  但他始终得不到信任,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年)六月,二十五岁的朱元璋以红巾军将领的身份,回到家乡安徽凤阳募兵。这次募兵一共招募来七百多名青壮。

  看似人数不多,但在历史上却有重要意义——如果朱元璋回乡募兵的日期,在历史上有精确到哪一天的纪录的话,那么这一天绝对可以算作大明王朝的“建军节”。

  当时的朱元璋并不受红巾军信任,相反处处受气,后来朱元璋带着这支军队打了几仗,地位也节节攀升,但也继续在红巾军内部受挤兑。

  不得已转战定远,这支七百人的队伍中,他挑选了二十四名亲信随行,这二十四人,就构成了大明开国将领的雏形阵容:徐达常遇春宋朝用、郭英等后来的名将都在其中。

  之后朱元璋带着这二十四人招兵买马,在老将领郭子兴过世时,他已经有了数万军马,坐拥和州,定远等地盘,并趁元王朝麻痹大意的机会攻克了南京。大明王朝后来争雄天下的本钱,就这样打下来了。

  朱元璋从早期拉队伍开始,一直奉行的策略,就是谋士朱升所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个策略说白了,就是不争出风头,耐住性子发展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

  早期明军的力量,也是在这个过程里暗暗壮大。然而力量壮大,却不等于军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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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占领南京之后,朱元璋在军队建设上最苦恼的事情,就是军队的纪律松弛,虽然朱元璋施行严刑峻法,对于各种军纪败坏的行为严惩不贷,但是败坏纪律乃至招来民怨的事还是时有发生。

  《明实录》里记载,当了皇帝的朱元璋,有次与大臣们回忆早年往事时,说过这样一个事情,一次他骑马巡逻,突然看到一个孩子在野地里哭,一问才知道,孩子的父亲被抓进军营当劳工,母亲也被劫掠进去,只留下孩子一个人。

  朱元璋当场大怒,愤而下令彻查,结果查明孩子的父母确在军营,并在朱元璋的关照下得以一家团聚。

  然而令朱元璋更加震惊的是,这个孩子一家的遭遇,在朱元璋军中绝非个例,相反比比皆是,之后连续十天的彻查,查明因军队劫掠而导致夫妻离散的家庭,竟然有数百家之多,虽然在朱元璋的严令下,这些家庭得以团圆并给与优厚的抚恤,但是明军当时的纪律状况,却可见一斑。

  《明实录》说,即使二十多年后,朱元璋在回忆这事的时候也感叹,如果明朝军队一直都是这种风纪,大明怎么可能取得天下?

  那时的朱元璋,看似是一方枭雄,面临的局面却是极其严峻的。朱元璋占领南京后的中国,其实是四角鼎立。

  北方是以中央政府自居,占有中原以及蒙古草原和西域的元王朝。南方除了占有淮西以及南京的朱元璋外,更有占有湖北荆襄平原的“汉王朝”陈友谅,以及表面向元朝称臣,其实却占据苏南地区割据自立的枭雄张士诚

  在这四家里,朱元璋不但是力量最弱的,而且还是处境最危险的,他的地盘其实是夹在三家中间。

  论军队实力,他比不上陈友谅,论经济实力,他比不上张士诚。而且更严峻的形势是,就算打败了张士诚和陈友谅,如果想统一天下,就必须要战胜元王朝,也就是要打败当时天下最强的骑兵——蒙古骑兵。

  可当时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

  在朱元璋之前,红巾军起义也曾一度席卷南中国,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然而当进入北方平原,与强悍的蒙古骑兵交手后,由南方农民组成的红巾军却大多败下阵来。

  当时的元王朝,虽然后世史家常津津乐道他们的“腐败无能”“皇帝昏庸”,但军事方面,彼时担负平定农民军大任,执掌元王朝军事大权的扩敦帖木儿(汉族王保保)等人,可以说是不世出的名将,他们麾下的元军,也一改早期腐败无能的形象,战斗力直线恢复。

  凶险的局面外加强悍的对手,使朱元璋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严明纪律,比如每攻克一处城池,都格外注意招降敌人中具有骑兵训练经验的将官并委以重任,甚至不惜重金,通过各种渠道在北方购买战马。

  然而大明军队真正摆脱“流寇”形象,实现脱胎换骨,成功升格为“国家军队”,却是以元朝至正二十年(1360)年为转折,因为那一年朱元璋遇到了一个人,并展开了一番决定大明军队命运的谈话——刘伯温

  那一年,也是刘伯温第一次受朱元璋邀请,到朱元璋麾下效力,在谈话中,朱元璋面对这位早已声名在外的浙东大儒,提出了一个困惑自己已久的问题:为什么天下义军这么多,却屡起屡灭,始终难以成事。

  刘伯温却给出了朱元璋一个令人震惊的回答:因为农民起义有“九恶”,所谓的九恶,就是历代农民起义都不曾避免的九条错误: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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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伯温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

  放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番言论等于打了朱元璋一巴掌,但朱元璋到底是朱元璋,挨了巴掌后不但不怒,反而如获至宝,不但对刘伯温大加重用,而且依照刘伯温的九恶,开始了针对性的改革。

  这“九恶”中,涉及到军队的最重要问题,朱元璋也有了自己的办法,元朝“至正二十二年”,朱元璋设大都督府,并正式确立军规二十二条,同年在南京设刑台,公斩二十二名犯事军官,从而震慑全军。

  这个改革最重要的效果是,之前的明军虽然阵容庞大,但制度松散,管理疏散,可以说是草台班子,这之后的明军,却有了自上而下完备的军事制度,和条令森严的军规。

  之前朱元璋抓军纪,虽然常如暴风骤雨,但基本就是一阵风。风声紧的时候军队纪律就好,风声松了军队纪律就坏,这以后一切有了规章制度,不管风声松紧,一切都按制度来。军事制度立刻焕然。

  这之前的明军,好像一个内力深厚,却经脉不通的习武者,虽然不断的集聚力量,但始终不能把力量爆发出来,反而经常闹得内力失调,在这以后,明军算是彻底打通了任督二脉。

  三脱胎换骨的大明军

  我们仅从明军的表现上,就可以看出这前后的脱胎换骨。

  至正二十年(1360年)之前,数目庞大的明军,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钱粮,后来朱元璋痛定思痛,开始厉行屯田制,不但军队自己要种地,还要帮助地方兴修水利。

  结果地方生产发展,百姓富庶,原本向老百姓征收用于军用的“寨粮”,朱元璋也大手一挥不收了,从此深得民心,战斗力方面,明军也直线进步。

  至正二十年(1360年)之前,面对最直接的对手陈友谅,朱元璋处于绝对劣势,然而这以后,朱元璋却开始逐渐取得胜利。

  甚至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大决战时,陈友谅先以六十万大军,围攻朱元璋的边防要塞洪都,明军在朱元璋侄子朱文正的统帅下严防死守,以劣势兵力死守八十五天,硬是没让陈友谅前进一步。

  洪都之战,不但创下了中国古代战争史城池防御战的经典范例,更为朱元璋的反扑赢得时间,七月,朱元璋以二十万大军反扑陈友谅,双方在鄱阳湖决战,面对三倍于己的敌军,明军巧妙运用火攻战术,在顶住陈友谅疯狂攻击后,成功焚毁陈友谅旗舰,一举反败为胜

  将陈友谅的汉政权——这个当时南中国最强大的割据政权彻底击败。两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打出了明军的赫赫威名。次年朱元璋调转枪口,开始进攻另一大割据势力——张士诚的“吴”政权。

  如果说打陈友谅,明军经历的是防御战的考验,那么打张士诚,明军却又承受了攻坚战的煎熬。

  在元末各路枭雄中,张士诚是最擅长打防御战的,他最成功的战例就是早年起兵时,以几万劣势兵力死守高邮城,顶住了元王朝由丞相脱脱统帅的百万大军,死守四十天后居然一举反败为胜。

  而这一次,朱元璋也在张士诚的铜墙铁壁面前碰的头破血流,在扫清张士诚外围,形成对张士诚首府平江的包围后,张士诚的严防死守发挥了效用,明军在平江城外围铸起了三层木塔楼,将其重重围困,并以塔楼向内发射弓弩火枪,却久攻不下,在战争后期,明军甚至动用了新式武器——襄阳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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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铜铸的重型火炮,按照《明史》的纪录,它不但杀伤力强大,而且射程惊人,平江之战中,他的炮弹不但重创平江坚城,甚至更有炮弹落进了张士诚的王宫里。

  这场攻坚战,也可以说是人类战争史上较早的炮兵骑兵步兵协同作战的范例。经过八个月的攻坚后,明军终于攻克平江城,灭掉了张士诚政权,而这场战争除了政治意义外,军事意义也格外重大——战胜了当时中国最擅长防御战的张士诚,从此之后,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任何一条防线可以阻挡明军。

  如果把争霸战争,比作现代拳王争霸战的话,那么之前明军与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的鏖战,好比争霸赛中的预选赛,为的就是获得挑战“拳王”——元王朝的资格。

  比起平定张士诚和陈友谅来,挑战元王朝对于明军来说,却是一个看似容易,其实难上加难的任务,从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还没有一支起义军能够北伐成功,甚至再往前数,自从北宋灭亡后,以长江为界,更没有一支南方政权可以北伐成功。

  乃至再往前数,在之前的整个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位开国皇帝,可以用从南向北的方式统一中国。明朝北伐元朝,不仅仅是改朝换代,更是在挑战历史的定律。

  粉碎蒙古骑兵不可战胜神话

  然而明军却成功了,除了正确的战术以及政治策略(两路北伐,先山东后大都,以及在北伐中坚持正确的民族平等政策和严明纪律,不滥杀无辜)外,军事层面,明军其实也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是骑兵,这可以说是明军与元王朝相比差距最大的环节,虽然在专业骑兵素质上,后天练习骑马的明军是有差距的,但是明军士兵也有自己的优势——长期严格纪律所形成的令行禁止的作风,以及刻苦耐劳的精神。

  而明军在与元朝主力部队对决时,正是把这两条发挥到了最大。

  明军与元朝主力骑兵的经典决战有两场,一场是太原之战,一场是定西沈儿谷之战。

  太原之战

  这场战斗,集结了彼时明军两大将星——北伐元帅徐达与副元帅常遇春,本来明军意图直捣太原,谁知元朝名将王保保将计就计,反而抢在明军增援部队到来前提前驰援太原,以优势兵力列阵太原城外,挡住了徐达的主力。

  如此一来,兵力劣势的徐达,立刻陷入了危险的境地。然而徐达却将计就计,趁夜发动劫营,以主力决死一搏,突袭元军大营,一场混战后,歼灭元军四万人,俘虏四万人。

  如果说这一战,明军多少还占了元军麻痹大意的光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定西沈儿谷之战,就更说明了明军的强大。

  当时明军进军甘肃,元将扩敦帖木儿以攻为守,反而主动攻击兰州,意图引明军救援,继而集结优势兵力全歼,明军由徐达统军迎战,率军进抵定西沈儿谷与元军对峙。

  在兵力不占优势,后勤补给不畅,难以持久的局面下,徐达使出了“疲敌之计”,命军队昼夜擂鼓呐喊不停,摆出大举进攻的架势,却迟迟不发动总攻,期间更多次击退元军反扑,经过数日对峙,元军被拖得筋疲力尽。

  徐达果断下令反击,趁夜以中央突破战术直扑元军大营,一场厮杀后,八万六千多人被俘,五万匹驼马被缴获,全军覆没的扩敦帖木儿,只带着一家老小仓皇逃离。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骑兵遭受的最惨痛毁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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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军卓越的战斗素质——迅猛的冲锋,令行如一的坚决执行力,以及在艰苦环境下顽强的意志品质。拥有这一系列优秀品质的明军,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敌人不二的噩梦。

  而且明军还顺便创造了另一项奇迹——汉唐两个以武力着称的王朝,在早期建立政权后,苦于连年战乱经济疲敝的现实,面对外敌的侵扰,不得不采取妥协求和的方式安定局面,等到实力积累强大后再进行反击。

  明朝却恰恰相反,明朝开国,同样建立在穷的烂摊子上,然而对于强大的敌人元王朝,明朝既不求和也不妥协,一边进行对外战争,一边着手恢复国民经济,两头都没有耽误,在朱元璋在位的三十年里,明军相继在西北,漠南,辽东地区多次重创元王朝。

  特别是蓝玉的捕鱼儿海之战,不但以十五万大军,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深入到贝加尔湖地区,重创北元王朝主力,更令“元朝”这个政权实际不复存在——明军在此战中虽没有捉住北元太子,却缴获了元朝印信。

  这以后,原本以“北元”身份存在的蒙古草原地区,分裂成了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

  并相继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虽然与明朝时战时和,但相互之间的册封关系和朝贡关系却一直延续下来,并最终被清王朝继承。

  这一切的实现,同样首先来自于军事上的成就——是铁血的大明军人打出来的。

  铁血明军之所以可以打败蒙古的铁骑,他们并非先天就这样强大,而是从穷的基础上默默积累实力,最终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破茧而出,笑傲四海。

  而这场战争的意义在于,明军不仅摧毁了元王朝最精锐的主力,同时也彻底摧毁了元朝反扑中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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