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4年明帝国最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东林党领袖杨涟上疏弹劾大太监魏忠贤24项大罪。也正因为这样一份弹劾，一再被推迟甚至有可能被泯灭掉的明帝国政治游戏规则的转折点骤然而至。许多年以后，人们将这一年当做魏四甚至整个宦官集团掌握明王朝政局的起始，但很少有人反思：东林党不是问题，宦官也不是问题，魏四更不是问题，在这场政治游戏规则大转向背后，明帝国的体制才是最无可救药的痼疾。东林党也好，魏四也罢，甚至包括满朝公卿士大夫，无一不是这种畸形体制的牺牲品。
万历皇帝驾崩，太子即位，史称光宗。这位被父亲鄙视了几十年，被太监欺负了几十年，被臣僚们力保了几十年，被自卑碾磨了几十年，被恐惧折磨了几十年的新皇帝，此时已经39岁了。尽管人到中年，但光宗的智商却仍停留在小儿科的水准。多年媳妇熬成婆，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他一旦获得解放，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都迅速由放松滑向了放纵。过度饥渴的人切忌暴饮暴食，光宗却毫无顾忌，经常一夜“连幸数人”——恶劣政治环境中的长期压抑造就了光宗孱弱的性格，纵情声色的过度释放则造就了他孱弱的体格。在位仅一个月，光宗竟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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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宗的暴毙留下了最高权力的真空。李选侍，那位光宗生前最宠爱的妃子开始觊觎垂帘听政的快感。她先是希望在光宗弥留之际得到皇后的封号;没能如愿之后，又指使太监们阻止臣僚们瞻仰光宗的遗容，试图控制光宗的遗体，居此奇货;众臣进入寝宫之后，居然又发现皇太子没有守候在灵柩旁边，而是被李选侍藏匿了起来，为此顾命大臣们不得不放下身份，差一点与李选侍展开一场抢夺皇太子的肉搏战。
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寝宫，在一个讲究尊卑有序的社会，乾清宫的地位不言而喻。作为光宗最宠爱的妃子，李选侍在乾清宫陪伴着光宗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光宗死后，李选侍理所当然必须搬出乾清宫，但权欲熏心的她考虑的却是：新皇帝登基之后，理所当然会住进乾清宫，如果自己能够继续赖在乾清宫里，近水楼台，自然就有了控制皇帝、变相垂帘的机会。为了保住乾清宫这块阵地，李选侍给自己找了一条荒谬绝伦的理由，声称业已16岁、长大成人的新皇帝还需要她这个“母后”照料起居。
按照帝国约定俗成的制度，大臣们呈送给皇帝的奏章或者票拟意见，以及皇帝发还的批示，都需要经过司礼监秉笔太监之手。爬上司礼监秉笔太监这个职位，也就意味着魏四已经攀上了帝国权力的巅峰。半文盲皇帝选中了魏四，可被选中的魏四却是一个整文盲。入宫之前，他只是肃宁县里一个苦哈哈的农民的不务正业的小儿子;入宫之后，许多年来，他也只是一个低贱的倒马桶者和伙食管理员。尽管帝国设有专门教授太监们识文断字的机构，但那样的机会从来没有降临到魏四的头上，在高墙深院里呆了30年，他依然大字不识一个，依然毫无政治经验。万历四十八年以前，朝廷内外也根本没有人知道他魏四是何许人也。
同魏四接触得最多的太监刘若愚曾对其做过四字评语：“憨猛好武。”“憨猛”二字也许可以解释目不识丁的魏四何以敢于毫不犹豫地承担下司礼监秉笔太监这样文化要求很高的要职。也许是为了对自己表决心，也有可能是为了向整个帝国表达出一种善意，魏四在1620年不但从皇帝那里获得了一个“魏忠贤”的名字，还给自己取了一个表字：“完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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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贤”配以“完吾”无疑相当恰当。魏四在自己生命最重要的转折点上更换了自己的名字，说明他已经注意到了自己身份上的微妙变化：从前的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奴才，只要学会像狗一样忠心耿耿就够了，既不需要贤能，也不需要道德和学识上的自我完善;现在他既然要当朝秉政，忠诚依然必不可少，贤德和才能也同样不可或缺了。
应该承认，魏四其实是很愿意代替皇帝把朝政处理好的。当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支援的时候，魏四甚至可以背叛自己的“阶级”，在太监们身上划刀子抽血。明朝宫中旧制，资格老、地位高的宦官们，皇帝可以加恩，允许他们在宫中骑马;作为代价，这些有骑马特权的宦官们每逢年关节庆，则须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损透了的魏四一下子就代表皇帝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内骑马的特权，然后又代表皇帝不断地降旨让他们献马。受到这种“飞来横恩”的太监们叫苦不迭，当然，尽管质量一般，国家最后还真得到了不少马匹。
所有从小角色突然变成大人物的人，骨子里潜意识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自卑感。为了抗衡这种潜意识，魏四很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具有匡国济世之才的能臣，在许多根据他的意志拟定的谕旨里，充满了他对自己的褒赞，比如“一腔忠诚，万全筹画”、“谋断兼资，胸涵匡济之略”等。朝臣们揣透了魏四的心理，也很愿意赞美他，大学士冯铨在给他祝寿时，甚至赞美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值得注意的是，魏四很看重这些虚誉，当他的心腹李永贞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时，魏四竟然“垂首冷笑，长吁短叹，切齿曰：‘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因此连日称疾不起。如此过敏的反应着实让人吃惊，但也恰恰折射出了魏四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他确实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尧舜孔孟那样的伟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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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希望是一回事，能否做得到则是另一回事。在解决马匹短缺的那幕喜剧中，魏四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一种小农式的狡黠和算计，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文韬武略。治国经邦所需要的学识、经验和个人禀赋，魏四一样都没有。十几年的伙食管理员生涯，倒是培养出了他对柴米油盐这些杂物精打细算的能力。万历怠政三十余年，宫廷萧条，许多建筑长年失修，零落不堪，内金水河更是早已淤塞干涸，成了一连串的死水沟。魏四掌权之后，立即组织人力进行全面整修，断壁残垣焕然一新，内金水河也恢复了它的碧波荡漾;为了厉行节约，他甚至还改革过宫廷内的一些生活制度，譬如取消后宫长街上多余的路灯。
这些“伟大”的业绩后来都成了内外臣工们对魏四歌功颂德的原始依据。这些业绩其实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了魏四狭窄的政治视野，他的眼光总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很难往深处揣摩;他可以在自己视野所及的范围把那些琐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可一旦涉及军国大事，则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懵而懂之。直到1624年，东林党另一巨擘杨涟抛出他那道流芳千古的奏章，抛出了24条、条条足以将魏四千刀万剐的罪状，魏四才终于发觉：自己和东林党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共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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