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西汉时期有一大特色，那就是外戚专政：从汉惠帝时吕后专权开始，到昭宣二朝霍光独揽大权，再到皇后王政君历元、成、哀、平四朝而呼风唤雨。外戚的地位可谓蒸蒸日上，而王政君所在的王氏家族更是独步朝野，王政君皇后的侄子王莽便利用外戚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
起初，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随后又升为射声校尉。初入官场就顺风顺水的他更是依靠各类收买人心的手段，和姑姑王太后的权势升至大司马、大将军。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他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并不断将其他外戚斩尽杀绝，从而取得了位极人臣的地位。
公元5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便趁机摄政，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为帝，取得实际大权的王莽并不满足，他的野心很快就按耐不住了，终于在3年后篡位，改国号为“新”。
王莽和他糟糕的新政
篡位后的王莽一改旧制，大行新政，其中就有外交这一非常重要的政策改变。
与之前对周边民族政权拉拢、合作的战略不同，王莽当政后，本着“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极端思想，对于周边的民族都抱着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认为这些国家的君主称王“违于古典，谬于一统”。因而王莽派遣五威将十二人，携其命令，将这些国王的称号统统改为侯。如果说王莽仅仅只做了这样一件自欺欺人的事倒也没什么，但接下来他的行为就彻底把汉朝建立的国际秩序搅乱了。
王莽先是不断挑衅匈奴，导致本来归于寂静的北部边塞重燃战火，又大举征伐不服从他傲慢政策的西南诸夷;他还对西域诸国采取高压政策，将与汉官发生矛盾而逃亡匈奴的车师后王姑句和婼羌王唐兜，当着西域诸国王的面斩杀;其后又不顾车师国民的感情和汉使对于西域小国的巨大压力，将因为害怕无法满足汉使物资需要，而想要逃亡匈奴的车师国王须置离斩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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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压的行为，果不其然导致须置离之兄狐兰支率2000部众投降匈奴，又因为匈奴与新朝已经交恶，所以匈奴没有再次交出这些降人，而是在狐兰支的带领下成功侵入车师国。
由于匈奴入侵之势迅猛，西域戍己校尉麾下陈良等四位将领为保自己的性命而杀害戍己校尉刀护投降匈奴。新朝在西域的统治正式开始土崩瓦解。
3年后，匈奴新单于继位，想要和新朝交好便交出了陈良等叛徒，但因为自己派往新朝作为人质的儿子死亡，于是双方再次交恶。匈奴复入寇，西域都护但钦因而被迅速倒向匈奴的焉耆国击杀。
此后新朝派遣新任都护和戍己校尉出兵西域，但收效甚微，至公元23年，中原对西域的统治宣告中断。
西域的断绝全是王莽的责任吗?
从上文所述的历史发展来看，似乎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王莽篡汉以后，糟糕的对外政策导致了新朝花费大量兵力对付周边的敌人，从而无力经略西域;非但如此，傲慢而不理智的诸多作为，还更加促使西域的背叛，导致西域最后与中原断绝。继而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出没有王莽篡汉，汉朝就不会丢失西域。
事实果真如此吗?
诚然，西域断绝与王莽的新政脱不了干系，但是也并非完全由王莽一人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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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敌入侵西域并不是第一次，公元前45年，匈奴的郅支单于就联合康居国攻向西域，先是攻破了大国乌孙，又征服了许多西域国家;公元90年，贵霜国副王谢率7万大军入侵西域。
面对这些危急的入侵，公元前36年任西域副校尉的陈汤成功的组织了当地屯兵和西域诸国部队将郅支单于击败并斩杀;公元90年的西域都护班超亦是如此，面对贵霜的攻势，班超临危不惧，以西域支持汉朝的各国援军和坚固的城市为依托，成功将贵霜军击退。
新朝面对的局面并不比上述两例更为危急。入侵的匈奴没有取得所有西域国家的支持，南部的莎车等国仍然站在匈奴的对立面，与之对抗;而且当地也有西域都护和戍己校尉镇守，如果可以有效集结西域反对匈奴的力量是不会让西域彻底断绝的，甚至还可能击退匈奴。
然而这样的机会，驻守西域的新朝汉官却把握不住，戍己校尉刀护被畏战的属下谋害，都护但钦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便被焉耆国击杀。新朝在西域的防御力量没有发挥任何该有的作用，后来王莽派来的继任者也同样战败而归。
不难看出即便没有王莽和他糟糕的政策，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入侵，这些无能的西域汉官也无力阻止。那么不管有没有王莽，西域丢失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西域断绝显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责任。
西域的复杂情况
既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责任，那么西域为何会断绝呢?让我们先抛开西域汉官本身的素质不谈，看一看客观条件，就能发现西域的丢失绝非偶然。
汉代西域的位置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新疆地区，属于亚洲北面草原和中亚连接中原地区的重要节点，一直以来就是西、北各路敌人向中原入侵的必争之地，更是匈奴的眼中钉肉中刺。
但这处抵挡入侵者兵锋的前线却距离汉朝十分遥远，汉首都长安离现新疆的边界光直线距离就有1500公里，这样的距离用“鞭长莫及”四个字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因此，自汉武帝通西域以来，汉庭在西域的兵力就少的可怜。
《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了西域诸位汉官所领兵力，其中护西域副校尉有兵力300人，戍己校尉有500人，西域长史有500人，加起来不过1300人。新朝时期，投降匈奴的整个戍己校尉府各类人员加起来也就2000余人。这样稀少的人力，既无法完全掌控西域，也无法保卫西域，维护汉在西域统治所需的兵力归根结底要落到当地小国头上。
但不幸的是，西域不但路途遥远，局势还十分复杂。
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西域在汉武帝时分为36国，后分为50多个国家，这几十个国家由各种习俗不相同的民族组成，光大致的分类就有羌人、突厥人、蒙古人、雅利安人、印度人等，他们的风俗皆不相同，有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也有种田筑城的农耕民族，彼此之间常常爆发矛盾，甚至刀兵相见。如康居就和乌孙就有着不小的矛盾，在汉宣帝时期康居甚至引匈奴攻打乌孙;于阗国与莎车国也于东汉时互相功伐争夺南道霸主之位。这些本就矛盾重重的国家，面对来势汹汹的匈奴或者其他入侵者，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动摇、选边、站队的情况。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西域大国乌孙为例，在汉武帝时期，面对李广利对大宛的征伐，支援汉军的乌孙骑兵举步不前，畏战观望;而到了汉宣帝时期，因为和匈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下调转态度协助汉朝积极打击匈奴，还取得了不俗的战果。
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抵达鄯善国，国王对其予以礼遇，但当匈奴使者赶来时，他们便立刻冷淡了下来。公元107年，鄯善国甚至趁着汉和帝刚死，继任者年幼而群起反叛，围攻西域都护，西域诸国摇摆不定的立场显而易见。
要在这样的地区维持统治，汉朝就需要以自身国力作为依托，保证远征的军事威胁足以震慑西域诸国;汉朝的军事力量还要能在关键时刻，远道而来保护或者镇压西域。这无疑给汉朝带来巨大的压力，也难怪东汉朝廷公卿提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
汉朝的衰落与三绝三通
对西域的统治困难就摆在眼前，因此东汉的统治者并没有不顾一切的争夺西域，而是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通过外交结盟与军事征讨联合的手段控制西域，这也造就了西域在汉代的三绝三通。
西域初次与中原断绝始于王莽新朝，后刘秀夺得大权称汉光武帝，但苦于国力空虚又有许多敌人急需解决，因此并未恢复西域统治;直到公元73年，汉明帝四路大军北征匈奴才重新打通西域恢复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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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好景不长，两年后匈奴卷土重来，加之明帝病故，西域复叛。公元76年，7000援军赶赴西域拯救孤军奋战的汉军，但中原亦爆发旱灾和牛瘟，继任的汉章帝于是宣布撤回西域都护和戍己校尉等官军，西域第二次断绝。
公元89年，汉和帝为了解决匈奴的边患，三路大军出击击败北匈奴，再次打通西域;公元107年，邓太后遵从朝廷决议决定罢西域都护，召回将士官员，西域第三次脱离汉朝统治。
我们不难发现，东汉之所以多次中断对西域的统治，归根结底是国力下降，无力再维持高昂的统治成本;这样的困境同样在西汉末期上演。
西汉自元帝开始，外戚专政、吏治腐败，地方豪强与官府沆瀣一气，横征暴敛，土地兼并严重。本就困苦的人民，还要面对国家的增税和劳苦的徭役，如汉成帝修建昌陵而征伐的徭役就导致“死者连属，毒流众庶，海内怨望”。
除开人祸，西汉末年频仍的天灾还使得饥荒大规模爆发;饥饿的灾民无以为食，甚至开始吃人，为了求生农民纷纷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各地因此盗贼并起，袭杀官吏的起义不断。
除开这些，还有相当部分人为了求生而沦为奴隶：据翦伯赞的《秦汉史》估计当时的各类奴隶约有30到60万人。
王莽的新朝面临的危难局面，丝毫不逊色于东汉放弃西域时的困境，对外政策上理智的多的东汉尚且把控不住西域，何况是新朝呢?
即便没有王莽篡汉，西汉的社会矛盾和国力的衰弱仍然摆在那里，加上西域的复杂情况和汉官的无能，西域脱离汉朝统治可以说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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