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是一个悲剧，而她的悲剧源于当时的法律制度。以王权为本的法律制度，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普通的人，而是以国王或者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利益。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人只能作为劳动工具被统治者所统治，其正当权益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的。在当时的法律制度下，一个女人连决定自己婚姻与爱情的权利都没有，潘金莲的人生怎么可能不是悲剧的人生?
潘金莲一出场就放射出人格亮色--没有因为张大户是个有钱人而违心依从于他。今天不是有不少的漂亮女人在傍大款吗?张大户是大款，可潘金莲就是不傍，她只傍她喜欢的男人。古今对比，潘金莲是不是很有几分可贵?你不傍我是不是?好，我把你送给武大郎!让你一辈子傍在一个又矮又丑又窝囊的男人身边。潘金莲要么顺从张大户，要么嫁给武大郎，何去何从呢?魏明伦先生的川剧《潘金莲》用唱词道出了一个女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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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是愚人丑陋，
那边是衣冠沐猴。
两边皆苦酒，
一嫁终身愁。
可有三条路来走?
有，投进荷塘万事休。
潘金莲想到了死，一死万事休，一切烦恼和痛苦都没有了。然而——
草木有情啊，风月好，
妙龄如花啊，才开头。
人生路上再走走，
苦酒和泪吞下喉!
怎么可以去死呢?在张大户与武大郎之间，她选择了武大郎。
武大虽丑，非禽兽，
豪门黑暗，似坟丘。
宁与侏儒成配偶，
不伴豺狼共枕头!
这些唱段，闻之泪下。是在美化潘金莲吗?我认为，一点也不。小说不也是这么写的吗?在财富与人品之间，她还是选择了人品——武大郎毕竟是个好人。
如果武大郎没有武松这样一个兄弟，或者如果武松没有出现在潘金莲眼前，那么，潘金莲会是怎样一个女人呢?她会有后来的红杏出墙吗?难说。那个时代的女人，大多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爱情之于女人，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女人怎么可以奢侈呢?就这么活吧。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以活着为最高目标，抱着一种活着就行的态度生活，还有什么痛苦不能忍受?
古往今来无数的中国人就是这么活过来的。想想，可怕啊!不幸的是，武松出现了，这个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与潘金莲的丈夫武大郎形成了太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凛凛一躯堂堂一貌，一个是身材矮小形容猥琐;一个是英雄盖世万夫不挡，一个是窝窝囊囊手难缚鸡。任何一个女人，任何一个身心正常的女人，先嫁武大后遇武二，都不可能不心潮起伏。魏明伦先生的川剧《潘金莲》中潘金莲有几句唱词，说出了她对武松的感觉：
为什么有了他热浪翻滚?
为什么少了他死气沉沉?
为什么当初无缘识豪俊?
为什么见面已有叔嫂分?
至此，潘金莲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恪守妇道，甘于寂寞;二是冲开束缚，追求幸福。当时的中国女人，遇到潘金莲这样的情况，多数要选择前者。可问题是，选择前者，不要说对于潘金莲这样的女人，就是对于一个清心寡欲的女人，也实在是一种莫大的痛苦。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是武松，一个是武大，两个人在你眼前晃来晃去。一想，你的丈夫不是武松，而是武大，你会觉得滋味如何?潘金莲没有选择甘守寂寞，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人生。她向武松示爱，不光是坏了男女不可婚外私通的纲常，而且坏了叔嫂间的伦理规则，是双重的罪名。可她就是顶着双重的罪名向武松示爱了。在当时的社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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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行为，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分析。从理性层面上分析，潘金莲未必认为自己这么做是正当的，或者，她根本就不敢思索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因为一旦去思索，她会使自己陷入更深重的矛盾和痛苦中。从感性层面上分析，潘金莲对武松的渴求达到了相当强烈的程度，强烈到不可遏制。否则，她不会那样精心地设计引诱武松的具体步骤，不会对武松有那么赤裸裸的情感表达。
细读文本，我们发现潘金莲引诱武松的全过程写得很有情趣，很有生活气息，也很美。潘金莲先是胡思乱想，觉得嫁给武大好窝囊，又觉得奇怪，怎么武大会有武松这样一个兄弟?都是一个妈生的孩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又想，这是我的爱情鸟飞来了，“不想这段因缘却在这里”。
胡思乱想一通之后，开始跟武松说些半明半暗的话。兄弟你搬回来住吧，别在衙门吃食堂了，嫂子我做的饭多干净，多好吃啊!不回来，你在外面有女人?没有啊，那就好!兄弟你多大?哦，比我还大三岁哪。嫂子我嫁给你哥，受了不少气，要是家里有你这么一个生猛男人多好啊，我最看不得窝囊的男人了，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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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语言，还有一些亲昵的小动作，比如，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替武松夹菜，“拣好的递将过来”。最后，当着武大的面，直接要求武松搬回家里来住。兄弟你要是不搬回来住啊，那不是叫人笑话哥哥嫂子不懂事吗?潘金莲的话说得在情在理，武大郎也要求弟弟搬回来住。武松也就答应了。
如果不是用作者施耐庵的视角，而是用我们自己的视角看《水浒》，如果不把潘金莲看作一个无耻的淫妇，那么，读潘金莲在家里正式向武松示爱的这一段故事，可以读出许多诗情画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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