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发展到《金瓶梅》成书的那个历史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流通性加大，有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缝隙，可以容纳许许多多以前难以存活的“社会填充物”，形成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以往约束婚姻、家庭、人际关系的观念与规则，都被侵蚀、解构，从皇帝、权贵到富人乃至平民，都看重“房中术”，对于性享受，越来越放纵，皇帝公开征集春药，妓院娼寮遍布各地，暗门子更不计其数。

　　还衍生了帮嫖的地痞流氓，以及种种难以确定身份的闲杂人物，带色表演，带色小说，《花营锦阵》那种yín秽图画，西门庆所带的yín器包里的那些东西，都非常流行。《金瓶梅》后十回里写到属于清河范畴的临清，“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可见对传统农耕社会的解构，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这是《金瓶梅》故事的大背景，当然也是潘金莲进入西门庆大宅院的具体人文环境。这究竟是社会的整体堕落，还是历史发展中具有某些进步意义的杂驳景观?是否可以从混浊的泥沙中，淘澄出闪光的金屑?

　　我认为，明朝发展到那个阶段，性意识的觉醒和弘扬，以及性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脱敏、去耻，是一种带有污点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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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话本前面，有欣欣子序，里面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寓于时俗，益有谓也。……传凡一百回，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匿、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其中未免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余则曰不然，《关雎》之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

　　此序在崇祯本和张竹坡评点本中均被删去。这肯定是崇祯本整理者和张竹坡都不认同欣欣子的观点。特别是欣欣子那“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yín者”的明快宣示，这种对普遍存在于人性深处的恶的揭示，到了今天，恐怕也还是会令许多人摇头。与《金瓶梅》作者笑笑生和写序的欣欣子同时代的李贽(1527—1602)，是一位值得特别重视的思想家，他的观点，与欣欣子相通，李贽承认个人私欲，“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天尽世道以交”，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商品交易合乎天理。

　　“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李贽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李贽和欣欣子承认人的七情六欲具有合理性。人应该本着自然天性生活。

　　比如潘金莲，她知道自己美丽，她希望能自主支配自己美丽的身体，她有旺盛的性欲，对与吸引她的异性交欢乐此不疲。原来她被迫让张大户、武大郎那样根本不与她匹配的男子占有她的身体，她追求了雄性感十足的武松却遭到冷拒，但是她终于被十分中意的胖壮男子西门庆娶进门，他们之间的双向性享受是其乐无穷的。潘金莲是自觉释放纵欲这一自然天性的女子。按李贽和欣欣子的理论，她应该算是一派“童心”的“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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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瓶梅》里写了很多次潘金莲与西门庆的交欢。第二十七回，潘金莲醉闹葡萄架，是全书大尺度描写最酣畅淋漓的文字，西门庆对潘金莲的玩弄有SM(sadomasochism，即虐恋)的成分，使用了几种yín器。在大陆发行的各种版本的《金瓶梅》书里，除1989年齐鲁书社印行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会校本外，其他都有删节，最多的删去1300多字。

　　吉林大学教授、金学家王汝梅认为：“第二十七回是人类xing爱小说的上乘篇章，是性爱小说的经典回目。此回着力写潘金莲的xing行为性心理……表现了兰陵笑笑生通过性爱，塑造人物，探索人性奥秘的非凡艺术才华。”(见《王汝梅解读〈金瓶梅〉》，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此说可供参考。

　　我注意到王汝梅先生使用了“人类xing爱小说”这一概念，他的意思，这不但不是一个需要贬抑的概念，而且是一个需要肯定的正面概念。我个人认为，“xing爱小说”起码应该被视为一个中性的概念。虽然我们这边对于《金瓶梅》的出版发行仍有所限制，但是我注意到，对于西方的一些性爱小说，比如劳伦斯(1885—1930)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纳博科夫(1899—1977)的《洛丽塔》，在翻译出版发行评论推介上已经都很开放，“小萝莉”已经成为年青一代中非常流行的用语，是“小可爱”的代称。

　　在电视真人秀节目中，常有年轻姑娘称自己为“小萝莉”，而这个符码的来源，就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小萝莉”就是洛丽塔，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她和可以说是老头儿的男子亨伯特发生了不伦之恋。

　　再有“屌丝”一词的流行，也值得研究。什么是“屌丝”?“屌”这个字在《金瓶梅》里当然会有，“屌”就是男性的生殖器，“屌丝”就是男性的阴毛。可是现在的电视节目里，甚至是征婚节目，会有年轻的女子笑嘻嘻地说：“我就是一个屌丝!”录制时她这样说了倒也无所谓，问题是主持人及其他嘉宾竟也满口“屌丝”，编导及审查者可能并不是因为思想开放，而是由于没有去查资料推敲，就没有将这些话语剪掉，照播不误。

　　当然，现在称自己或别人为“屌丝”的人，大概只是把这个词汇理解成“很微不足道的人”“很二的人”“很随便的人”“很邋遢的人”一类的意思，并不是真按那字的原意来加以使用。我讲到这些，是为了说明自己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对于涉及色情的文字，在学术范围内不能禁绝，但在面对全社会的通俗传播载体上，考虑到青少年不宜，有所删节，有所避免，还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

　　而且我相信，一定会有那样一天，我们对待《金瓶梅》，也能有对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洛丽塔》那样的包容雅量，毕竟，《金瓶梅》是我们本土的文学经典，理应获得比外来性爱小说更多的尊重。

　　潘金莲被西门庆娶进门做了五房，满足了她与最佳性伴侣纵欲的需求。但是，西门庆并不是只跟她交欢。西门庆不仅可以随便在妻妾中挑选交欢的对象，还会和仆妇丫头奶妈伙计老婆等众多的女性发生关系，甚至还有男宠供他玩弄，更经常跟妓女泡在一起。

　　因此，潘金莲要想独享西门庆的情欲，那是万不可能的。但是潘金莲被作者写成一个情欲超常旺盛的女子，本来，脱离了被张大户欺辱，被武大郎恶心占有的处境，她应该没有性苦闷了，没想到被西门庆娶进门不久，跟她热络几天之后，竟然一头扎进了丽春院，被一群帮嫖的人围随，“乐不思蜀”，多日不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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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月娘等其他妻妾对此虽然不满，也只能是无可奈何，潘金莲却绝对不能忍受寂寞，她在大苦闷中，给西门庆递去情书，西门庆仍在妓院不归，她便饥不择食，把三房孟玉楼带过来在花园看门的小厮琴童儿，拿来泄欲。这说明潘金莲并不是一个追求爱情的女子，她的生命存在，就是性欲存在。对比于那个社会中被封建礼教禁锢压抑的许多女性，她自己解放自己，蔑“天理”，纵人欲，以行动呼应着李贽那样的思想家对礼教的解构，有其勇敢的一面。

　　但是，我认为，对她作评价，“个性解放”是并不恰当的，要去掉“个”字，说她是“性解放”的先锋，恐怕更适宜一些。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写的《祝福》《我之节烈观》，离开《金瓶梅》所描写的明代生活已经很久远，到了20世纪了，像祥林嫂那样的妇女，仍然没有对自己身体的自觉意识和自主支配意愿，而布满各个地方的节烈牌坊，扼杀过多少年轻寡妇的正当性欲，“碧海青天夜夜心”，多少女性在礼教约束的煎熬中失却了做爱的享受，那本是生而为人的天赋权利。

　　《金瓶梅》写潘金莲，作者就是写出一个活泼泼的生命，令我们相信在那个时段，那个地方，有那样一个女子那样活过。她恨不得天天包占西门庆，但是西门庆虽然极其喜欢她，却绝不会只跟她交欢，于是她跟西门庆的女婿——按说也是她的女婿，晚一辈的陈经济——放肆地偷情乱伦。

　　有的读者和论家会把潘金莲评价为一个荡妇，我想那也并不冤枉她。从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冲击、解构来说，潘金莲这样的荡妇也确实构成一种力量。所以我说，性意识的觉醒和弘扬，以及性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脱敏、去耻，是一种带有污点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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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同意把潘金莲评价为个性解放的艺术形象。《金瓶梅》虽然是部了不起的长篇小说，但是作者没有塑造个性解放人物的动机，也没有那样的客观效果。潘金莲只是对肉有自觉性，灵这方面还是蒙昧的。到了清代乾隆朝中期，曹雪芹写出了《红楼梦》，《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才是具有个性解放色彩的艺术形象，他们在灵肉两方面都具有了自觉性。

　　个性解放是必须有灵，即有精神上的东西的，潘金莲始终处于形而下的状态，精神是贫穷的，林黛玉可大不一样，她精神上极其富有，“我是为我的心”，这一句宣言就标志着她对自己生命独立性的深刻认知，以及她反主流意识形态的义无反顾的勇敢坚韧。

　　不过就人物的鲜活生猛而言，潘金莲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实在是非常成功的。也许我们一开始就不应该陷入给予潘金莲社会学评价的误区，更不应该尝试为她选择标签。她就是她，独特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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