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北伐襄樊失利，次年遇害于麦城，荆州亦落入东吴之手。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后执意兴兵伐吴，却遭赵云强烈反对。这场历史争议的背后，实为多重战略考量与现实困境的交织。以下从四个维度解析赵云劝谏的核心逻辑。
一、战略优先级：魏强吴弱，主次分明
赵云的核心论点直指战略优先级问题。他指出：“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这一判断基于《隆中对》的既定战略框架——荆州与益州需形成钳形攻势，北伐曹魏方为兴复汉室的关键。曹操虽死，但其子曹丕篡汉引发天下公愤，此时“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既能占据地理优势，又可凝聚关东义士的民心。
反观东吴，赵云认为其仅为次要矛盾。若蜀汉倾全力攻吴，不仅违背“联吴抗曹”的联盟根基，更可能陷入两线作战的泥潭。历史验证了这一担忧：夷陵之战后，曹魏趁机出兵南郡，东吴被迫向刘备求和，印证了“兵势一交，不得卒解”的预言。
二、地理困局：三峡天险与蜀军短板
从军事地理角度，赵云精准指出蜀汉的致命弱点。东征路线必经长江三峡，此段水道狭窄险峻，蜀军若强行突破，阵型将被迫拉长为“一字长蛇阵”，极易被吴军截断。而蜀汉水军在关羽失荆州后已元气大伤，陆逊仅需扼守夷陵要塞，便可将蜀军困于峡江之中。
赵云特别强调：“不应置魏，先与吴战。”这种担忧源于对地形与兵力的清醒认知。后世史学家王夫之亦在《读通鉴论》中感叹：“若听赵云之言，乘曹丕初篡、人心未固之时连吴伐魏，汉事未必无成。”
三、政治伦理：道义旗帜与民心向背
赵云劝谏的深层逻辑，在于维护蜀汉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他以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典故类比，主张将田宅归还益州百姓，赢得民心支持。此次伐吴，赵云认为若偏离“兴复汉室”的核心目标，转而陷入私人恩怨，将削弱政权道义基础。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刘备称帝后，尚书令刘巴因反对封赏被猜忌，汉嘉太守黄元趁机叛乱，均暴露出政权内部的不稳定。赵云试图通过战略调整，将矛盾引向外部，避免内部撕裂。
四、现实代价：两败俱伤与曹魏坐收渔利
赵云对战争结果的预判极具前瞻性。他指出，若与东吴开战，蜀汉将面临三重风险：其一，兵力损耗导致北伐能力进一步削弱；其二，激化吴蜀矛盾可能迫使孙权彻底倒向曹魏；其三，长期消耗战将拖垮益州经济。
历史数据印证了这一判断：夷陵之战中，蜀军“前后连营七百里”，被陆逊火攻击溃，损失数万精锐。而曹魏趁机出动三路大军南下，若非孙权及时求和，蜀汉恐遭灭顶之灾。赵云“兵势一交，不得卒解”的警告，成为这场战争最精准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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