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群雄逐鹿的舞台上，蜀汉政权以"仁义为本"立国，其朝堂之上却暗涌着激烈的政治博弈。当关羽因"假节钺"骄横自矜，当黄忠因封侯引发争议，当魏延因性格孤傲遭人非议时，总有一位官员挺身而出，以耿直之言刺破权力场的虚伪面纱。这位以"直言逆耳"著称的蜀汉官员费诗，用一生践行着"士以直道进退"的为官准则，在三国史上留下独特的政治印记。
一、从降将到谏臣：乱世中的身份突围
费诗字公举，犍为南安人，原为刘璋麾下绵竹县令。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攻克雒城后，费诗以"开城投降"的务实姿态迎接新主，这种不拘泥于旧主的政治智慧，使其迅速获得刘备赏识。初入蜀汉政权，费诗便展现出非凡的行政才能，被任命为督军从事，后转任牂牁郡太守，在西南边疆治理中积累起丰富的政治资本。
真正让费诗名震朝野的，是其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关羽封爵事件"。当刘备进位汉中王后，拟封关羽为前将军、黄忠为后将军。费诗奉命前往荆州传达任命时，遭遇关羽"大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的激烈反应。面对这位威震华夏的武圣，费诗没有选择圆滑敷衍，而是以一番鞭辟入里的分析化解危机：
"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何、曹参与高祖同举大事，陈平、王陵亦自疑汉王，韩信、陈平皆背楚归汉，其功犹可问乎？今汉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
这番将关羽比作萧何、韩信的类比，既维护了关羽的尊严，又点明了"同休等戚"的政治本质。关羽听后"受之而喜"，这场可能引发蜀汉内部裂痕的危机，被费诗以直谏巧妙化解。
二、直言犯颜：权力场中的清醒者
费诗的耿直性格在诸葛亮时代达到顶峰。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准备北伐前夕，朝廷展开一场关于"群臣劝进"的讨论。费诗却上书直言："殿下以曹操之敌国，而位号无异，实恐众臣未见全计之长，而以苛礼相期，君臣俱不自安。"这封奏疏直指诸葛亮"僭越"的敏感问题，在北伐前夕的紧张氛围中无异于投下一颗重磅炸弹。
更令人震惊的是费诗对魏延的公开支持。当杨仪与魏延因北伐路线产生激烈争执时，费诗站在性格孤傲的魏延一边，直言"魏延、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这种不畏权势的公正立场，使其在诸葛亮去世后立即遭到打压，被贬为庶人，流放至越嶲郡（今四川西昌）。
费诗的直言并非盲目冲动，而是基于对政治局势的深刻洞察。他在劝谏刘备称帝时曾说："殿下未承帝位，当称君；若承大统，乃得称陛下。"这种对礼法制度的坚守，本质上是对政权合法性的维护。即便在流放期间，他仍保持"饮酒自娱"的豁达，这种超然态度更凸显其政治品格的纯粹。
三、政治理想的坚守：乱世中的清醒剂
费诗的仕途起伏，折射出蜀汉政权内部的深层矛盾。作为益州本土士族的代表，他既不同于荆州集团的既得利益者，也不同于东州派的投机分子，而是以"直道而行"的姿态，试图在权力游戏中保持独立人格。这种政治立场使其在刘备时代受到重用，在诸葛亮时代遭受打压，最终在蒋琬执政时期才得以回朝担任谏议大夫。
其政治智慧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亦有体现。在牂牁郡太守任上，费诗采取"以夷治夷"的策略，任用当地豪强治理边疆，既稳定了西南局势，又避免了中央集权可能引发的反弹。这种务实作风与他的耿直性格形成有趣互补，展现出政治家的多维面相。
四、历史回响中的政治标本
陈寿在《三国志》中将费诗与王谋、杜微等益州士人并列，评价其"敏于接物，然少所推重"。这种看似矛盾的评价，恰恰揭示了费诗的独特性：他既有"敏于接物"的行政能力，又保持"少所推重"的独立人格。在蜀汉政权"重用荆州、打压本土"的大背景下，费诗的存在成为制约权力膨胀的重要力量。
当后世读到费诗那句"若使背道不忠，盟约不信，岂能北发匈奴，东引孙权乎？"时，仍能感受到这位直臣穿透历史的锋芒。他的政治生命虽然充满坎坷，但其坚守的"直道"精神，却为蜀汉政权注入难得的清醒剂。在权力与道德的永恒博弈中，费诗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真正的士人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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