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国军中的厉害将领，很多人就只清楚一个薛岳，原因是由于他功勋卓著的长沙会战。但其实，在整个长沙会战过程中，薛岳并没有全程参与，而长沙会战也不仅仅只有他一个人指挥，还有别人。
1939年10月—1942年1月，日军集结兵力，三次进犯长沙，他率部给予日寇沉重打击，取得抗战史上闻名中外的三次长沙大捷。
这个人就是李玉堂，他曾一战灭了6万日军，但最后却被蒋介石枪毙了。
1839年三月十日，禁烟钦差大臣林则徐一路舟车劳顿，终于抵达广州。
早在林则徐抵达广州之前，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早已在禁烟一事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两年多里查获的鸦片数量达到全国之最。不过，如果和这两年鸦片走私流入中国高达8.1万箱这个数字相比，就显得不值一提了。
这无疑意味着，继续使用传统的禁烟手段，如捉拿烟贩、查抄烟馆、驱逐运烟船等，已经不可能完成道光皇帝的“鸦片务须杜绝”的任务。
林则徐决定采取新办法。按照清朝的规定，到广州来的外国商人，只许和政府指定的行商们交易。所以，抵达广州的第八天，林则徐就召集行商们开会，颁布严谕，责成他们传谕外国商人，将贮藏在船上的数万箱鸦片全部上缴。
行商们以为这又是一次清朝官员索要贿银的例行公事，就没把林则徐的命令当回事。连续几天，外国商人们毫无动静。
三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宣布终止广州的一切中外贸易，继而封锁外国商人集中的商馆区，断绝了里面的各种供给。也就是说，林则徐将一个达6.6万平方米的大商馆区变成了一个大拘留所，其中约350名外国商人被统统关了禁闭。没水喝，没饭吃的滋味自然不好受。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在三天之后终于决定屈服。他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劝告英国商人把鸦片交给他，然后由他交给中国政府。
义律的表态让林则徐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同时也让被困的英国商人们大为兴奋。林则徐认为禁烟总算有了结果，但如果他知道英商们为何兴奋不已，也许，他就轻松不起来了。
英商们之所以兴奋，是因为义律的举动，意味着英国政府已经决定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的鸦片本来就是用来卖的，至于是卖给中国人还是英国政府，并不重要。既然英国政府愿意出面收购他们手里的鸦片，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他们爽快地答应了交出库存的鸦片，甚至将那些还在运输途中、尚未抵达广州的鸦片也一并报了上去。少数几个美国商人见机，也通过关系，把自己的鸦片转让到英国商人名下，以求减少损失。结果林则徐收缴到了比他想象中更多的鸦片。
这实在是件令人振奋的事!但未必是好事。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林则徐接到了义律的禀帖，表示愿意交出鸦片。林则徐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掉入了战争的陷阱。这份禀帖改变了林则徐此行的性质，原本针对外国商人的反鸦片走私的行动，从此变成了中英两国官方间的交涉。
同一天，林则徐还接到了外国商人们集体签名的禀帖，里面说，林则徐所传达给他们的许多事情，相当复杂，他们自己不能做出决定，所以恳请林则徐去找各国的领事、总管“自行办理”。
林则徐同样没有发现其中的奥秘，他愉快地接受了外商们的建议，此后，他的所有交涉都直接针对着各国的官方。这也就意味着：从这一天开始，站在林则徐对面的，已经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鸦片商人，而是他们背后的各国政府，英国政府首当其冲。
按照中国传统官僚体系的评价标准，林则徐两袖清风、实心办事，是典型的模范官僚。但可惜的是，他对近代西方的基本外交经验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他在不知不觉中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一场本来完全可以界定为中国内政的禁烟运动，升级成了中英两国的外交冲突。
而恰恰是这个错误，给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最基本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英国议会是不可能通过对华使用武力的提案的。
义律代表英国商人缴出鸦片，意味着林则徐收缴了英国政府的财产。1839年四月三日，义律写给英国首相巴麦尊的报告里，提出了十分具体的侵华计划和赔偿要求。
六月中旬，虎门的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鸦片和石灰粉混合而成的味道。林则徐在那一刹那，登上了民族英雄的至高点。但他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场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战争，已经在伦敦和印度的军舰起航时开始了。
早在五月一日，正在虎门忙着收缴、处理鸦片的林则徐对形势作了这样一番判断：
英国人外表看似很桀骜不驯，但内心里其实很怯弱;
他们固然船坚炮利，但也只是在海面上拥有优势，进入内港就没用了，而广州门户重重，有很多天险可以倚仗;
再说，即便没了鸦片贸易，只做正经买卖，英国人也能够挣到三倍的利润，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他们也不会选择战争而舍弃这个码头。
自从成功将本属中国内政的禁烟行动转变成两国政府间的交涉之后，义律的态度就变得日渐强硬。为此，林则徐又专门在奏折里面提醒道光：义律向来狡猾，他知道我国对于“边衅”这种事情很敏感，所以希望借此恐吓我们，还到处收买汉奸，散播谣言。
林则徐向道光打了包票：英国人万不敢以侵凌其他国家的手段来窥伺我中华大国，因此，皇上千万不要上了义律恣意恐吓的当。
林则徐对自己的判断极有把握。九月五日，他在给好友的信中，还对义律近期所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极为不解：义律是没有任何出路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至今还不肯回头。
澳门的葡萄牙人那里传出消息，说英国已经从本土和印度调集了12艘军舰来华。对此，林则徐嗤之以鼻，他告诉澳门总督：这些都是谎言，是义律他们编造出来的，根本不值得讨论。
这种极端的自负一直持续到1840年四月。那时候，英国将对华采取武力的消息已经路人皆知。美国领事找到林则徐，告诉他，英国军舰将在六月份封锁广州港，所以，他要求中国方面尽早让美国船只进入港口，开仓卸货，以避开战事，减少损失。
对于来自美国官方的正式消息，林则徐仍然不以为然，将其称为“谣言”——没有基本近现代外交经验的林则徐，根本无法体会出美国领事话里的官方味道。
六月份，英国抵达广东沿海的战舰已有四艘，但林则徐却在奏折中说，这些船虽然装备了较多兵器，但其实只是运载鸦片的船只而已——他居然将战舰视为商船，将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争，视为一次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林则徐最后的总结是：“诚如皇上所说，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举动。”
七月十七日，林则徐这份报平安的折子抵达紫禁城。此时，英军已经占领舟山12天了。
尽管不相信，可战争真的来了。
实际上，从1839年九月份开始，中英之间就频繁出现武力对抗。到次年六月鸦片战争真正爆发，其间九个月的时间里，广东海面上先后发生过大小不等的战事共七起。
但这些零碎的战事都没有引起林则徐的警惕，相反，在向道光汇报这些战事的战果时，林则徐的报告存在着严重的夸大和吹嘘嫌疑。他一直认为，与清军交战的对手，只是那些没有得到英国当局命令，私自来华的军舰和走私商船。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和英国这个国家交战了。
不过，这些零碎的战事也促使林则徐做了一些战争准备。在折子里，林则徐认为，清军水师仍有在海上全歼英国舰队的能力，但水军远出海面，后方难免疏漏，为防万一，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自然百无一失。对此，道光深表赞同。
随后，林则徐对广东沿海的炮台也进行了检查、加固，加强了许多炮台的火力密集度，也在某些关键关隘设置了第二、第三道防线。利用炮台抵御海面势力入侵是很传统也很有效的战术，但林则徐的所有防御措施都忽略了一个最致命的问题：所有的炮台都无力防御登陆英军从其侧后方发起的地面攻击。而恰恰是这个漏洞，后来给清军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为什么林则徐会留下这么大的防御漏洞?
林则徐在1839年九月递呈给道光皇帝的一个折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林则徐说：“夷兵除了枪炮之外，击刺步伐都非其所长，他们还裹腿缠足，装束严密，两腿屈伸都很不方便，如果上岸的话，就更加无能为力了。所以，他们并非不可战胜的。”
1840年八月，定海失陷，林则徐向朝廷献策，建议高额悬赏，激励军民奋勇杀敌。他居然说，因为英国兵的双腿构造与中国人不同，屈伸艰难，所以，他们只要一倒下去，就根本爬不起来。基于这种认识，林则徐认为，英国军队毫无陆上作战能力，自然完全不必防御他们的登陆作战。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然而即便是他，在1840年这样的关口，仍然荒诞至此，悲耶，叹耶?
李玉堂出生于广东的一个农村，民国时期，通过自己的努力，他成为了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毕业之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国民党中的一名普通大兵。为了能尽快展露头角，他主动担任了敢死队队长。从此之后，他得到了上头赏识，开始步步上升。
1937年，他已经是一名陆军中将，带领军队驻守上海一带。
在淞沪会战中，他虽然没能挡住鬼子的侵略步伐，但是阻敌三个月，让日军的猖狂计划落空。到这时候为止，李玉堂的军事能力依然还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939年，他参与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到了第二次会战，当时聚集在长沙一带的第8军和第10军整合，一起由李玉堂领导。这一次，他带着手下的军队打了场败仗。军队损失惨重，蒋介石立马撤掉他的职位，换上了薛岳。
但由于李玉堂在队伍中声望颇高，薛岳甚至无法顺利接管李玉堂之前的部队。于是，无奈之下，蒋介石又把李玉堂放了出来，参与了第三次会战。
这一次，他也算是一雪前耻，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根据战后统计，他所带领的第十军，以2万多的伤亡，灭了将近6万鬼子，这样的战绩在整个抗日场上也是少有的。
按照道理来说，他的军人生涯应该从此扶摇直上，然而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成了一名俘虏。虽然后来逃脱，但这一次被俘，为他以后被杀埋下了伏笔。
蒋介石逃离大陆之后，他也跟着去了。1951年2月5日，李玉堂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台北碧潭。1983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
或许正是如此，到目前为止，提起长沙会战，基本不会有人记得李玉堂，大家知道的不过一个战神薛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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