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朝以“中央之国”、“天朝大国”自居的时候，日本还只是一个跼处一隅、国内群雄割据、没有统一政权的“蕞尔小国”。日本当时大致和中国同样封闭、落后和贫穷，但是，不同的是，两次鸦片战争都没有让清政府彻底“清醒”过来，而“黑船事件”却促使日本人产生了高度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在美国的炮舰政策下被迫开国。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Mathew Calbraith Perry)率军舰4艘由上海驶入东京湾。这在日本引起的震动不亚于13年前英国军舰开抵大沽口。德川幕府面对佩里送来的国书，不知所措，采取了软弱的姿态，约定次年再给予答复。
由于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蒸汽动力美国战舰被油漆为黑色，因此，被称之为“黑船事件”。第二年，佩里又来了。这次带来7艘军舰，装备更为精良。德川幕府在此武力的逼迫下，接受了美方的条件，签订条约，被迫开国，放弃了二百多年的锁国政策。
至1858年，日本与美国、英国、俄国、法国、荷兰签订了十多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由此获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设置租界(居留地)等不平等权益。除了割地赔款外，日本“享受”着与中国同等的“待遇”。在此5年间，日本没有丝毫的抵抗。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但是，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却在日本转为另一种催化剂。
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作的狂歌，对此有着形象的概括：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战舰在此化作“浓茶”，引起神经中枢的高度兴奋，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觉的奋斗，由此出现了日本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
在“黑船事件”开国之前，日本统治者与清朝统治者一样，对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心怀忧惧，他们认为西方人的传教是侵略的手段，因此，施以种种限制。自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以下，历经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限制越来越多，到1639年，终于完成锁国体制。
锁国体制之下的“锁国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1、严禁基督教;2、严禁日本人出国，在国外的日本人也不准返国;3、除了发誓不在日本传教的荷兰人以及本来就不是基督教的中国外，其他外国人不准到日本来;4、荷兰人与中国人来日贸易时，也只限于长崎一港;5、荷兰人来日时，限制住在长崎港外的一个人造小岛上(这个小岛名叫出岛，面积3969坪)，不准与日本百姓接触;6、任何与基督教有关的书籍，无论汉籍或洋书，一律不准进口。这就是日本的“锁国政策”。
从1639年起，一直到1853年佩里强行叩关敲开日本的国门为止，总共持续了200多年。但是，西方文明自15世纪末就开始了向外扩张之路。18世纪60年代中期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后，更加剧了西方文明向外扩张的速度与强度。因此，从18世纪末期起，日本的锁国政策就开始面临西方世界的挑战。
1844年，鸦片战争结束两年，荷兰国王曾写信给日本的将军，劝其开国。信中叙述了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经过，然后说：日本至今虽还没有遭逢过这样的灾难，可是灾难都是在仓促间发生的，劝告将军放弃“锁国”政策。但是，幕府却以“锁国为日本的祖法”为由，拒绝了荷兰国王的劝告。美国在派遣佩里来日本之前，已通过荷兰转告日本。1844年荷兰的提醒和1852年美国的警告，日本幕府却未采取任何积极应对之策，甚至还半信半疑。在英、美派舰胁迫日本开国之时，沙皇尼古拉一世采取南下扩张政策，也想在日本分得一杯羹。
强敌的一一出现，幕府除了开国，已别无选择。1854年3月31日，美日在横滨签下了“日美亲善条约”，主要内容是：1、日本开箱馆(即函馆，位于北海道南端)与下田(位于静冈县伊豆半岛南端)两港，并提供粮食、水、煤炭给前往这两港的美国船只;2、美国可派领事驻下田;3、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至此，“闭关政策”寿终正寝，德川幕府封闭了200多年的国家，被佩里撞开了国门。
被佩里撞开的日本国门，不仅再也关不起来，而且还越开越大，其他西方列强也纷至沓来。1854年11月，签订了“日英亲善条约”;1855年2月，签订了“日俄亲善条约”;1856年1月，签订了“日荷亲善条约”。经过佩里“黑船”的大冲击，幕府才发觉日本国防的脆弱，眼睁睁看着外国舰队耀武扬威和百般挑衅，却只能忍气吞声签下开国条约，因此，充实军备、加强海防就成为日本的当务之急。
日本是岛国，海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自17世纪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始，即下令全国各藩不准制造500石以上的大船——因为既然任何人都被禁止出国，也就没有必要拥有能够远渡重洋的大船。200多年后，日本已经看不到任何大型船只或军舰。但是，当时能否拥有蒸汽船却是日本海防的关键所在。
幕府从荷兰获得了如下建议：1、以日本的地理条件而言，有必要创设西式海军;2、帆船军舰已经落伍了，现在是蒸汽军舰的时代。而且西欧的新型军舰已不采用装在船舷两侧的外轮叶推进器，而是采用装在船尾的螺旋桨推进器;3、为了培养海军军官与士兵，日本有必要设立海军学校，或者派人赴先进国家留学。无论日本采取哪一种方法，荷兰都愿助一臂之力;4、海军学校的学生必须学习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学科，以及测量术、机关术、运用术、造船术、炮术等军事科学。
幕府经过内部商议，决定了3件事：1、向荷兰订购3艘蒸汽军舰;2、创立洋式海军;3、请荷兰提供师资，协助日本设立海军学校。荷兰独占日本二百多年锁国时期的贸易，在日本被美、英、俄后来居上瓜分的危机时刻，荷兰为了让自己的“损失”减到最低，与日本建立了更友善的关系。日本也由此建立起自己的海军，虽然远远比不上西方，但是，在非西方国家中，却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在被迫开国后，渐渐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先进与日本的落后，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要抵御外侮就要了解外国，而了解的前提就是要到国外一探究竟。岩仓使团的出访成为日本走出古代、走向近代的开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文明为日本完成国家转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日本史学家几乎无人否认安政五国条约的失败是今日日本成功之母，就如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不栽跟头一样，一个民族在历史上会有许多次失败。对日本民族来说，真正的失败者是德川幕府及其锁国政策。日本最初的失败给其带来种种灾难，但以时间为主轴的历史，会给世界上任何民族以东山再起的机会。
视野的放宽，距离的拉长，会给历史学家另一种价值观念。日本的事例证明：避免交战，减少损失，这也不失之为明智的选择;即使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也不见得必然一味沉沦。失败的民族仍有机会再度辉煌，关键在于战后能否奋发。一个民族战败了并不可怕，但战败引出的不是“制夷”而是“顺夷”时，就会葬送一切前程。“天朝大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但由此引起的震荡，还不如东京湾中出现的那4艘“黑船”。
今天的人们对两国的差异已作了种种叙述和分析，其中最直接的是，清朝在战后没有振作、没有彻底革新，使清军将士的鲜血白流了。一个失败的民族如果能够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就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也就在此。但是，清朝统治者却并未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这才是大清王朝“血的教训”。
在横须贺，当年美国黑船登陆之处，矗立着一块纪念碑，上有伊藤博文的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日本人认为，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同伯理来访不无关联。日本启蒙运动者福泽谕吉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嘉永年间(1848～1854)，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
在中国人看来，伯理以坚甲利兵强行叩关是一种不能接受的耻辱，但日本人却认为这一外来冲击是促使日本振兴的契机。近代日本以岩仓具视为首的庞大使团，包括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日本革新派在内，从1871年12月至1873年9月，花了两年时间，遍访欧美12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西方文化和生活水平，使岩仓使团的成员们“始惊、次醉、终狂”，受到很大震动。
外来冲击加上日本内在的文化传统产生了明治维新，革新派励精图治，经过艰苦的斗争，废除了西方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包括领事裁判权、居留地权、协定税率、片面最惠国等，并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实行了一整套发展工业的“殖产兴业”政策，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从这时起，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就分道扬镳了。
英国史学家威尔斯曾这样评论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在世界历史上是微不足道的。但由于明治维新，日本却“以惊人的精力和智慧把他们的文化和组织结构提高到欧洲列强的水平。在人类全部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象日本当年那样阔步前进”，“她完全摒弃了那种认为亚洲几乎是无可挽回、永无指望地落在欧洲之后的说法，而使欧洲的一切进步，对比之下，显得相形见绌和踯躅不前。”
日本学者小山弘健曾写道：由于明治维新，“仅在不到半个世纪的短期间内，日本从封建的闭关自守和半从属状态，突然在眼花缭乱的国际竞争场里升到了最前列，这段历史甚至被称为‘世界史上的奇迹’”。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比作“东方的彗星”，说它“象彗星那样越登历史舞台”，“经过了半个世纪，又象彗星那样消失了”。改革是日本历史发展的动力，明治维新实现了近代日本的第一次经济腾飞，成功转型后的日本，又因为侵略战争走向悲惨的坠落，战后的改革又使日本从废墟中再度起飞，因此，日本近现代历史与改革可谓相伴相生。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明治维新就是在这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而且是在“不想灭亡”的前提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
日本人民在这场斗争中，推翻了长达260多年的德川幕藩领主统治，抗拒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胜利地取得了民族独立，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是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重大历史转折点。明治维新的成功及其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一个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国家，并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之列。明治维新的巨大变革，不仅对当代日本乃至对亚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也是日本近代史的起点。
但是，明治维新后，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封建关系，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地主阶级始终在政权中占统治地位。下级武士在新政府中盘踞要职，掌握军权，拥立天皇为头目，用神权进行统治。所以，日本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从一开始就极端反动，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进行侵略扩张。
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勒索“赔偿费”50万两白银;1876年，用武力强迫朝鲜订立不平等条约，攫取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1879年，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日本开始走上疯狂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如列宁所指出，由于明治维新，日本不到半个世纪，已同美国一样，显示出西欧类型的“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高度的特别迅速的发展)、政治上的(代议制度)、文化上的和民族上”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基本特征”，并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进而“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
当日本摆脱了被沦为殖民地的危机之后，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对亚洲的侵略，这就注定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必定要出现其悲惨的“坠落”。日本的坠落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教育密切相关。
在明治政府成立初期，日本的教育对日本经济的第一次起飞有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后来保守派迫使明治政府颁布了《改正教育令》，否定了《教育令》中体现的自由主义精神，否定了人民参与教育行政管理的权利，强调“尊祖训、明忠孝、学孔道”的道德教育。这一政策与明治政府压制自由民权运动，禁止学生和教员参加政治活动的高压政策相辅相成。
《大日本国宪法》颁布后，日本教育走上了国家主义的教育道路。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强化了天皇专制主义的教育体制。“敕语”首先指出：“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要求国民“尔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认为这才是“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本源”。《教育敕语》颁布后，“忠君”即等于“爱国”，“爱国”则必须“忠君”。
“敕语”的目的显然不仅是要加强对教育的统治，而且是对学术、思想和信仰等国民精神生活的沉重压迫，成为近代天皇制的巨大精神支柱。当军国主义分子进一步猖獗，将国家法西斯化的时候，这种教育体制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帮凶。他们利用《教育敕语》对国民进行“忠君爱国”、“大和魂”、“大日本帝国精神”等教育，麻木人民的精神，使其心甘情愿地为天皇、为国家捐躯，从而成为军国主义的牺牲品。
教育的坠落是日本国家坠落的基础，一旦教育这个基础坠落了，明治维新之后建立起来的日本这座畸形的大厦就更加倾斜了。为了配合军国主义分子对外发动侵略的需要，资产阶级政府在思想上加强统治，向人民群众灌输民族优越思想，鄙视亚洲其他人民。日本的大资产阶级还极力发展军事工业，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在战争中聚敛财富。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逐渐走上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它改变了日本的社会性质，在日本确立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并使日本逐步摆脱了民族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明治维新，就没有今天的日本。与此同时，明治维新在促进日本社会发展，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速度上，也是罕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大体都要经历一二百年，而日本在大约不到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就变成了一个“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能不说是明治维新的作用。
明治维新告诉人们：社会是可以改造的，包括各种形式的改造，而且只有积极的改造，人类社会才能有所进步、有所发展。明治维新绝不是“真、善、美”的，因为它所完成的历史任务只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它没有放弃压迫和奴役，更没有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势力，特别是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旋即奴役和压迫邻近的亚洲国家，把本民族的独立和强盛建筑在侵略别国的基础上，就更是不足为训。
明治维新是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有被迫的选择，也有进取的追求;有革新和除旧，也有保守和复旧;有可资称道的经验，也有足应为戒的教训。抚今忆古，明治维新留给人们的并非全是成功的经验，那些足应为戒的历史教训似乎更值得人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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