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是近代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作者，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史学的卓越代表。

　　1737年4月27日，吉本出生于伦敦附近的普特尼镇一个富有家庭，据他追记，其家族在14世纪时开始拥有土地。到16世纪后期，其远祖已获得缙绅的称号。他后来在回忆录中颇以其出身门第而自豪:"我出生于一个自由而文明的国家，一个科学和哲学的时代，一个门第荣耀、家资富有的家庭。"父亲是国会议员，母亲共生了7个孩子，吉本为长，也是唯一的幸运者，其它几个早就夭折了，但他的童年时代也是不幸的，自幼病魔缠身，几乎接近死亡的边缘。多病的身体，加上母亲的早逝(在吉本10岁时)、父亲的严厉，他从小就磨砺了顽强不屈的意志，形成了沉默内向的性格，他由姑母抚养，年少时多病，喜欢读书，在《我的作品和生活回忆录》中提到自己早就发现历史是自己"特有的粮食"。

　　吉本最初所受到的教育多是不正规的，1749年(12岁时)，他到西敏寺学校上学。后因身体不好，不得不中途辍学。通过刻苦自学与独立思考，此时他已掌握了日后成为一个伟大史家所应具备的许多方面的知识。这种学习特点，保持在他一生之中。从1752年起，他的健康状况好转。是年4月，他父亲把他送到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就学，当时只有15岁。他对世界历史怀有很浓的兴趣，从古代而及于近代，几乎尽读所能得到的关于阿拉伯、波斯、蒙古和突厥史的英文著作，在他阅读的书单中也列入了中国史籍。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学院生活使他失去学习兴趣。他更换了一位导师，这是一位"只记得薪俸，不记得职守"的人，对学生既不指导，也乏管理，虽同住一院，却只见过一面，俨然路人。吉本深感无聊，称这段日子为修道院生活，时常离校出游，学院也不加约束。他自幼即对宗教争论感兴趣，惑于天主教秘义的姑母对他也有所影响，牛津的沉闷气息并不能为他解疑释惑。相反，他认为大学要求学生对三十九信条表示信奉之举是"装样子多于诵读，诵读多于信奉"。在彷徨苦闷之中，他接受了化体说，改信了天主教。当时他还自认是受良心驱使，但多年以后自己承认当时过于幼稚，致为诡辩所惑。的确，他这时才16岁。父亲老爱德华得知此事，既惊且痛，向校方举发。学校虽能宽容吉本的懒散，却不能容忍他的改宗，吉本从此离开了牛津大学。

　　洛桑五年

　　父亲为了补救，重新拟订教育计划，把儿子送到瑞士洛桑去读书。老爱德华为儿子选定的导师兼房东是一位加尔文宗牧师，名叫帕维亚尔，是位博学多识的老师。1753年6月底，吉本来到洛桑，就下榻在导师的家里。帕维亚尔在一封信中记下了对新来学生的印象:"瘦小的身材，硕大的头颅，以超人的才能和卓越的议论，为天主教进行了前所未闻的辩护。"面对这个天资极高而又坚信天主教的学生，帕维亚尔为他订下周密的学习计划，循循善诱，把他一步步引向学问的高峰。在这个简朴的家庭里，缺乏莫德林学院那种讲究的宿舍和周到的服侍，但却有着大量的图书和自由的学习空气。从1753年到1758年的五年时间里，吉本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学业方面都有极大的进步，为他后来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吉本取得的第一项收获是在宗教信仰方面。来到洛桑一年半后，他放弃了天主教，重新皈依新教。他承认帕维亚尔的教诲对于他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但他认为最主要的还是通过自己的反思。他逐渐认识到《圣经》所描述的许多现象并不能为人类感官所感知，于是"罗马的种种信条就像梦一样地消逝了。"1754年圣诞节，吉本到洛桑的教堂领受圣餐。然而这只是他的宗教观在前进中的第一步。随着吉本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研读和他的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他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所传播的自然神论的观点，从而掌握了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基督教传统教义、信条进行批判的武器。吉本在帕维亚尔指导下主要攻读拉丁文古典名著，兼习希腊文著作。他的课业包括四大部分:历史、诗、演说辞和哲学。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竭泽而渔了。他还广泛阅读近人著作，涉及数学、逻辑、政治、法律等方面，其中包括启蒙运动时期法、英思想家孟德斯鸠、约翰·洛克等人的著作。他还通过通信向巴黎、苏黎世、哥廷根等大学的教授请教。在离开瑞士之前，他还求见慕名已久的伏尔泰。年过花甲的大思想家在洛桑别墅里接待了这个才逾弱冠的青年。在洛桑，他曾热恋过一个姑娘，但由于父亲的反对，这段爱情很快中断了，吉本说，"作为一个情人，我只能叹息;作为一个儿子，我只得服从"。此后，他终生未娶，把毕生的精力与心血全部倾注在著述活动中。1758年4月吉本离开洛桑返回英国。后来他把居留洛桑的这五年称作"幸运的流放"。

　　初入政坛

　　吉本返英以后，过着富裕而悠闲的生活。他不甘寂寞，以藏书和读书为遣。他曾写道:"在闲暇中我亲爱的伴侣是革命以后的英国作家，他们呼吸的是理性和自由的空气;"并认为这种阅读对于自己深受法语影响的国语也能起到纯洁的作用。他的社会工作极少。七年战争期间，当过一段时间义务职的国民军军官。这一阶段的戎马生涯，吉本认为，对他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无疑是颇为有益的。他曾两度当选议会下院议员，当时正值北美独立战争，他的立场是维护母国利益，反对殖民地独立。一本法文传记说，他在议会八年，对重大问题都深思熟虑，但他从来不曾鼓起勇气，展示才华，在公共场合讲过话。由于得到首相腓特烈·诺斯勋爵的赏识，吉本曾在政府部门当过三年的贸易殖民专员，他本人承认，这是一个负担不重而薪俸颇厚的位置。可以看出，吉本对于政治不抱多大兴趣，但对著书立说却有强烈的愿望。吉本开始从事著述生涯，首先选定的是文学领域。他留学国外时，深感处于哲学时代的法国，对于希腊和罗马文学漠视，归国后打算写一本书呼唤法人对古典的重视。1761年书成，用法文出版，书名为《论文学研究》。这部简洁的著作，是用法文撰写的，充分显示了作者对古代史家们的了解，对罗马共和国政制与法律的关心，对孟德斯鸠著作的熟悉。尤其是后一点对其后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发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本小册子在法国、荷兰得到好评，但在该国却受到冷遇。这也标志着他"文学处女时代的终结"。

　　1770年，他又撰写了一本题为《评〈伊尼特〉第六卷》的小册子，批驳沃伯顿主教对维吉尔这部名著的歪曲。这是吉本用英文出版的第一本书，由于内容系针对沃伯顿这个气焰薰天的人物，所以不曾署名。他在书中指出古代立法者从未制造秘义，伊尼斯也从未跻身于立法者，沃伯顿的种种臆说是对诗人的损害。一位名叫哈利的学者曾经评论说，沃伯顿对维吉尔第六卷的解释，多年来不曾受到触动，一位卓越但匿名的评论家在一篇公正而富于勇气的古典文学评论中"彻底推翻了这个设计拙劣的建筑物，也暴露了这个傲慢的设计师的骄横与无能。"沃伯顿未敢应战，这本小册子渐渐阒然无闻。然而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吉本敢于向教会权威挑战的勇气。吉本自幼培养起对历史的兴趣，然而他起意当历史家的念头却是在他服役于国民军之时。他最初考虑的课题并不是罗马帝国，而是"法王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沃尔特·雷利爵士传"，"瑞士解放史"，"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史"等许多题目，经过选择，选定了"瑞士解放史"的题目。1767年，他同好友戴维尔登合作，用法文写出一卷，在一个文学俱乐部中宣读，未受欢迎。休谟在信中对于此书用法文撰写也不表赞同。吉本最后承认此举失败。至于撰写罗马史的设想，还应追溯一下他前几年赴欧洲大陆的游历。

　　立志著述

　　1763年1月，他离开英国，前往欧洲大陆漫游。先在法国巴黎呆了一段时间。其时正值启蒙运动处于高涨之际，各种启蒙思想犹如汹涌澎湃的春潮，冲击着腐朽落后的封建堡垒，从而使法国成为欧洲各国启蒙运动的中心。在巴黎期间，他与德尼·狄德罗、达兰贝尔、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百科全书派"的著名学者过从甚密。这派学者以彻底的机械唯物论为武器，勇敢地向宗教神学和封建势力挑战的革命精神，对他的思想发生了有力的影响。然后重访洛桑，拜谒老师帕维亚尔。1764年，他畅游意大利，到处探求古迹，寻访名胜，怀千年之往事，发思古之幽情。对罗马这座永恒之城，更是流连忘返。他写道:"我踏上罗马广场的废墟，走过每一块值得怀念的--罗慕洛站立过的，西塞罗演讲过的、恺撒倒下去的--地方，这些景象顷刻间都来到眼前。"10月15日那天，在凭吊古罗马遗迹时，他纵览古今，浮想联翩，决心写出一部罗马衰亡史。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置身在卡皮托尔的废墟之中，独自冥想，听到赤脚托钵僧在朱庇特神庙中唱着晚祷辞，编写罗马城衰亡史的想法，首次涌上了我的心头。"

　　鸿篇巨制

　　1770年，其父去世。忙毕父亲的丧事以后，他在伦敦定居下来，开始撰写《罗马衰亡史》。最初，吉本把主题局限在罗马一个城市衰亡的历史上，后来他决定把范围扩大，编写一部整个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

　　在写作这部宏篇巨著时，作者刻意加工，精益求精，第一章曾三易其稿，第二、三两章也写了两遍，著名的第十五和第十六章，曾作过三次删改，把原先一大卷篇幅,精炼为现存的两章。第一卷于1776年出版。同年，著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美国发表了划时代的《独立宣言》。然而，《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出版，被认为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立即轰动了英国文坛。书出版后，即被争购一空，短期内印行了三次，成为那时的一部畅销书，并获得了著名史家大卫·休谟、罗伯特逊和佛格生等人的好评。其中佛格生在给他的信中赞扬道:"您已经为英国典籍增添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如同修昔底德对他的同胞所说的那样，您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宝籍。"不过，书中第十五、十六两章，因抨击了基督教会，在宗教界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教会人士的猛烈攻击。1779年，他发表了有名的《辩护词》给予回答，显示了作者对这些无理指责的绝不屈服的斗争精神。他继续将书写下去。1781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三卷出版。在此期间，他曾被选为国会议员(1774年)，还写过一篇《辩白书》(1779年)，为政府有关部门所赏识。他并不想在仕途上钻营。以后虽再度被选为议员，但他对政治活动已感厌倦，便决意退出政界，专心写作。1783年辞去议员职务后，他随即将自己多年收藏的书籍运往洛桑，潜心著述，去完成他的巨著。

　　1787年6月27日深夜，吉本写完了最后一章。他在记述完成这一长篇巨著的心情时，写道:"我搁下笔，在阳台和树木遮盖的走道上漫步徘徊着，从这里可以眺望到田园风光，湖光山色。空气是温馨的，天空是宁静的，月亮的银辉洒在湖面上，整个大自然万簌俱寂，我掩饰不住首次如释重负以及由此也许确立我声誉时的喜悦之情。"翌年5月8日，《罗马帝国衰亡史》四、五、六卷同时出版之日，正值他51岁生日之时(经1752年的英国历法改革，吉本的诞辰为5月8日)，吉本说这部书花去了他一生中20年的时间。事实上，作者为此呕心沥血，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全部问世，博得了欧洲学术界的一片赞扬。亚当·斯密特地写信向他祝贺，称这部书使他可以列入当时欧洲文史界之首位。

　　过早病逝

　　此后几年，吉本开始写一部自传体的作品《回忆录》(在他死后两年出版)。1793年他因友人病故，返回英国奔丧。旅途的疲劳，过度的悲痛，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从此，他不仅身体逐渐衰弱下去，而且也失去了内心的平静。1794年1月16日，他在伦敦逝世。病魔过早地夺走了这位伟大史学家的生命，终年只有57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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