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

　　资长幼时便即聪颖敏达。有一天，父亲资清赠了他三个字：“骄不久”，原意是让年幼的资长知道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哪知资长看过字后，便问父亲：“可否让孩儿加上两个字?”资清不知这孩子又有甚么鬼主意，便准许他所求。资长执起笔，写上了五个字：“不骄又不久”，这明显是在反抗父亲了，资清焉能不气?

　　此后的持资，勤修筑城、兵法之道。据说持资读过的兵法著作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足轻战法》等等。而身为家中重臣的道灌，各项才能渐渐得到发挥，亦获得家中一致认同和主君扇谷定正的高度评价。

　　成就

　　太田道灌(おおた　どうかん)是室町中期的一名文武兼资的将领，在各方面都有显著成就。在筑城方面，除了坚固的江户城外，还修筑了川越〈河越〉、岩槻等城。

　　太田道灌是文武双全的名将，出色的筑城家，关东平原上一颗最早也是最耀眼之一的将星。在战国枭雄北条早云崛起之前，太田道灌是关东最受注目的武将。

　　太田氏源于清和源氏，世居丹波国太田乡，故以太田为苗字。太田乡附近有一上杉庄，为上杉氏领地，上杉赖重之女嫁与足利贞氏，两人之子即为室町幕府开创者的足利尊氏，在南北朝的战乱中，上杉氏辅助足利家累立功勋，因而飞黄腾达，被任为上野、武藏、上总、伊豆、越后之守护，世袭关东执事一职。太田资国跟随上杉氏移住关东相模国爱甲郡，之后上杉家分支成山内、犬悬、宅间、扇谷四家，太田氏则为扇谷上杉的家臣。宅间上杉很早就断嗣，山内跟犬悬两系交替担任关东执事，称为“两上杉”，而扇谷则为势力弱小的末流。应永二十三年(1416)发生了上杉禅秀之乱，犬悬上杉势力大衰，扇谷则由于资清、道灌父子的努力，势力大振，此后即由山内、扇谷并称两上杉。

　　道灌生于永享四年(西元1432)，其父资清为先述资国算起的第四代，为扇谷家家宰，道灌幼名鹤千代，元服后名资长(又名持资)，道灌则是出家后的法号。幼时被送入建长寺接受教育，广阅各种典籍，此时就已显出才气焕发，很可能也是在此时接触到“五经七书”等兵法书，为日后卓越的武略奠定基础。

　　康正元年(1455)，太田资清引退出家，法号道真，有材料说是因为道灌与父亲有所争执所致，总之，由二十四岁的道灌继任家督及扇谷上杉家宰的位置。享德之乱后扇谷上杉家与山内上杉家对立之际，太田道灌开始筑河越城、岩槻城。1457年，山内跟扇谷联手对抗古河公方足利成氏的势力时，扇谷家当主上杉定正(1443—93.10.5)命令道灌于河越、岩槻两城外另建一新城(也有资料说三座城是同时修建的)。他选择的就是江户这个地方，此地在十二世纪曾是江户氏的居馆，扼守交通要冲，有荒川的天然防御，并享江户湾及荒川的水运，攻守俱宜。江户城为一平城，由子城、中城、外城三个独立的曲轮所构成，外设三重深堀及土垒，城中设有二十个橹、五个石门，城内有一栋建筑物名为“静胜轩”，取自兵书《尉缭子》中“兵以静胜”之句。由于铁炮还没传来，我也不好说道灌预见了今后平城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流，但德川家康于一百多年后选定江户作居城，总是不无道理，可见城址选择之佳，更何况道灌还大力开辟城下町，也算是为后世繁荣兴盛的大江户奠定最初根基。自此时起，年轻的道灌即以筑城家而闻名当世。

　　除了筑城外，道灌也是杰出的军事家，他设立弓场，每朝召集幕下的武士数百人施行乘马射、立射、坐射之训练，若有怠忽未出席，则处以三百文的罚金，用来当练习完后大家的茶钱，每月并有三、四回举行所有士卒的练兵及校阅(记得大河剧武田信玄中，北条氏康初次出场时正进行镝流马，看来关东地区自古有重视弓术的传统)。道灌还有计划地训练雇用来的农民成为有组织的弓足轻、枪足轻，配合具有机动力跟打击力的骑马队，这种足轻训练法及战法，让他的军队成为威震关东的强大军团。当然，由于势力使然，道灌不可能象后世的大诸侯那样实行农兵分离，但这种新式的专业化足轻战术，思想上确实是和后来的军队职业化一脉相承，打破旧式一骑讨的传统，开启新时代的组织战方法。稍后京都发生了应仁、文明之乱，足轻也相当的活跃，其余的武将是在这时才逐渐认识到这种转变是全国性的新潮流，道灌的战术思想毫无疑问是走在时代的尖端的。

　　道灌除了是一名领导时代潮流的武将外，还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素养，喜好禅、学问，居城江户常有各地来的连歌师、禅僧、流浪公卿驻足往来，即可吸收各地的文化、加强自身修养，也可趁机收集情报、刺探诸国动静。另外道灌还很擅长和歌的写作,是集外三十六歌仙之一，曾在攻打小机城及随主君上杉定正出兵房总时制作和歌 ,并用和歌来鼓舞士气。在太田道灌的活跃下,扇谷上杉家开始扩大势力。

　　在当时的纪录中，曾提到道灌手下有二、三千骑的武士，可是依他领地的大小，他的动员力顶多有直属家臣五、六百人，如加上跟他有同盟关系的有力豪族，才可能有二、三千之数。这也正是这个时期逐渐盛行的下克上风潮，当时许多守护由于不到领国就任或是领国太多无法全部直接管理，多半委由守护代或家宰等代管，其有能者遂取得领国实权，跟豪族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此时的道灌已隐然具有凌驾主君的实力，但说好听点是士道，难听点是愚忠，道灌始终固守传统的主从地位，结果最终还是因功高震主而断送生命，

　　文明八年(1476)是太田道灌命运关键的一年。此年骏河守护今川氏发生内纷，如众所周知的，今川义忠死于国人一揆手中，今川一门的小鹿范满欲排除义忠幼子龙王丸(氏亲)自立为国主，堀越公方足利政知派家臣上杉政宪、扇谷上杉定正则遣太田道灌领兵，支持小鹿范满，而龙丸王一方则委派其母之弟伊势新九郎长氏(后来的北条早云)出面议和，这是关东两位战国名将唯一的一次会面。谈判的结果颇有意思，我找了几份资料，介绍太田道灌的资料说，双方约定国政让与范满而龙王丸得以活命，但介绍北条早云的资料的说法则是在今川氏亲成人前由范满派暂时代理家督之职。照我估计，前者比较可信，因为无风不起浪，如果两种说法都有出处的话，后者可能是北条早云杀了小鹿范满后为使自己的行动合理化造的谣。也有可能是双方各有所忌，结果签订了一个含混不清的协议，葫芦提罢兵去也。

　　北条早云是忌惮堀越、上杉的联军以及道灌的勇武，而上杉一方又是忌惮什么呢?原来，就在道灌出阵骏河之时，长尾景春之乱爆发。

　　景春之父景信为山内上杉之家宰，当主上杉显定在景信死后指定景春之弟忠景继任家宰，这大概是因为害怕景春势力太大会影响到主家的缘故吧。不过景春的行为与道灌不同，他欣然接受下克上的潮流，联合古河公方成氏并纠集上野、武藏、相模等地豪族掀起叛变，两上杉的当主一齐逃往上野那波庄避难。

　　文明八年十月，道灌赶回江户，马上派遣使者前往主君上杉定正处，请他率兵回到武藏，以安定相模、武藏地方豪族的心，但定正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因惧怕始终不敢走出上野。道灌只好开始独力攻打景春派的各个据点。文明九年五月的“用土原之战”，景春跟道灌直接对决，道灌的足轻战法虽然大胜，但景春方有有力豪族及古河公方的支持，无法完全根除他的势力，相反道灌的味方是胆小怕事的主君定正和不断扯后腿的山内家。文明十一年，道灌写了一份书状，就是所谓的太田道灌状，内述道灌自己跟协助他平乱的武将，如吉良成高、大森氏赖等，所立下的战功，送往山内上杉显定处，盼望给予奖赏，以拉拢有力豪族，但却被无情的拒绝，这事为开端，两人逐渐交恶。在文明九年到十二年之间，道灌辛苦地逐一扫平相模、武藏、下总各地的敌对豪族，一直到十二年六月景春方的日野城陷落，这场动乱才算告一段落。足利成氏代表景春向幕府提出和议，经上杉显定之父房定(越后守护)及细川政元的斡旋，于文明十四年达成确认割据现状的和议。

　　这场动乱让道灌心力交瘁，他就是在此战中期出家向佛的，大概是以此求取心灵的救赎吧。

　　在平定景春之乱后，道灌享受了五年多难得的悠闲平静，在江户城中参禅及勤勉于学问。文明十八年七月，道灌被主君上杉定正召至相模的糟谷馆，于入浴中遭到暗杀，享年五十五岁。

　　据道灌玄孙太田资武的书状，他被杀死时曾大叫一句“当方灭亡”，这句话不久成真了。道灌死后，道灌之子太田资康跟受道灌恩顾的豪族转投显定麾下。有一种说法，认为道灌之死是出于山内上杉显定的阴谋，自景春之乱平息后，道灌在家中的声望及跟实力已无人能及，定正一直有些不放心，显定放出道灌谋反的谣言，定正因害怕道灌真的有下克上的意图而杀他。对于山内显定来说，有力豪族跟道灌关系良好，间接地加强了扇谷上杉的势力，对山内家不利，更何况显定和道灌私交一直甚恶，故有此计。如果这样的话，那显定的策略无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扇谷上杉果然急速衰退，山内家则从景春之乱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势力由原本的上野扩展到武藏，而扇谷则缩小到只有相模一国，受到压迫的扇谷家不得不回头跟宿敌古河公方、长尾景春联手，两者持续发生一些小战争，但显定也不傻，不久也回头跟古河公方握手言和，定正遂被完全孤立。

　　关东的动乱还影响到东海。再也没人能钳制北条早云了，道灌死的隔年，长享元年(1487)，北条早云撕毁了合约，于骏河馆杀死小鹿范满，拥立龙王丸，这是因为两上杉的纷争使得骏河得以免于被干涉。龙王丸元服时由堀越公方氏满担任乌帽子亲，拜领“氏”字，取名氏亲，这位就是今川义元的父亲。早云因功受封富士郡下方庄十二乡，于兴国寺筑城。众所周知，到了上杉定正的曾孙五郎朝定(1525—46.4.20)的时候，扇谷上杉河越夜战惨败，因血缘断绝而被北条氏所灭。若非道灌之死打破关东地区势力的稳定，早云要进攻关东绝非如此容易。

　　道灌的孙子资高降服于北条家。而资高之子康资(就是一开始提到的梶姬的父亲)又因起兵反抗北条家而没落。道灌的养子资家一派后来也投降给北条家，因为没有继承人而由北条早云的曾曾孙源五郎继承。

　　古人云“功以懋赏，震主则危”，对一个忠义之士来说，碰到一个无能又善猜忌不值得效忠的主君可能是最大的悲哀了。反过来，如果道灌具有一般人的野心的话，他也一定能成为不弱于尼子经久、朝仓孝景等人的杰出的战国大名，难道这就是后来陶晴贤所说的“天予不取，反受其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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